5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透露,预计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突破6万亿元,增长19%左右。与过去几年相比,在继续保持了较快总体增长速度的同时,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这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曲线比较吻合,而且2008年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的趋势会延续到2009年。
预计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将明显下降,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会比较突出。
可以肯定,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拐点出现之前的高速递增,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了30.3%。而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周期的到来,对于财政减收的预期和财政收支紧张的忧虑,显然正在成为一种现实的考量。4万亿投资方案必然需要财政支出来为之买单,而同时仅增值税改革一项就将导致1200亿元的财政减收。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谈减税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减税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长远选项。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加到51322亿元,30年间增长了44倍,年均增长14.1%。这当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走强的结果,但是另一个关键因素也不容忽视。与30年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速9.6%相比,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前者的1.5倍。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成果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结果。近5年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8%,都远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
这种财政收入增长一枝独秀的状况,固然可以带来财力充足以便办成大事的优势。但是,财政收入在GDP中占比过高,势必形成对民众收入的过度挤压。在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国内民众并没有因此形成足够的消费能力,消费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由60%以上逐年下降到目前的不足40%。把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作为经济转型的方向,必然要求民众收入的相应增长。在GDP增幅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通过减税降低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能不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实际上,减税并没有淡出决策层的视野。或许区别仅仅在于,到底是普遍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在增值税、房地产税、出口退税等方面做“减法”的同时,对于资源税、燃油消费税等税种的开征或提高税率,当然是一种“加法”。这当然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同时也隐约体现出一种对于减收的担忧。也许,我们正在陷入对财政高收入和高支出的依赖。以日渐雄厚的公共财政来支撑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这既是福利社会和国家伦理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但是,政府的保障性支出并不是反对减税的理由。
政府是否能够尽到合乎民生的财政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调整支出结构来实现。客观地讲,民生开支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关键在于,政府对基础设施等硬投资的偏好,以及政府自身的消耗,能否得到一个较好的控制。如若长期藏富于民,则在消费拉动下,辅之以较少的示范性政府投资,即能带动足够的民间投资。而包括天价招待烟、公款出国游等在内的政府开支,如果能够得到透明规范的遏制,则其节约的成本必定不可忽视。
财政减收与减税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往更远处看,减税依然不可回避。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