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没有悲观的理由

　　全球经济危机对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来说是伤筋动骨，元气尽失，走出危机的时间不会太短。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们也遭受了严重冲击，但经济基本面并未改变，基础支撑力量仍然强大，走出困难状况的时间不会太长。

　　目前，中国有相当充裕的居民储蓄、安全良好的银行资本、巨大的城乡市场和政府超强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只要对策得当、方法积极稳妥，中国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走出增长困境。

　　■展望２００９·大势观察■韩康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初，我主持的课题组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深入影响，提出当前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不应该再是增长与通胀的简单平衡，而是采取果断措施遏制金融危机向中国实体经济蔓延，防止国内经济大幅滑坡。

　　现在，同两个月前国内经济气氛还比较舒缓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在去年１１月份经济急剧下降的宏观数据公布后，各种持论沉重的危机分析一时成为主流，认为中国将进入较长时间衰退的观点也被很多人所接受。对此，我的基本认识是，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当然重要，对未来发展困难和风险有充分了解也很必要，但悲观的看法并无理由。这场危机对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来说是伤筋动骨，元气尽失，走出危机的时间不会太短。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们也遭受了严重冲击，但经济基本面并未改变，基础支撑力量仍然强大，走出困难状况的时间不会太长。

　　中国经济基础支撑力量仍然强大的四个理由

　　第一，我们有相当充裕的居民储蓄。到２００８年底，国内城乡居民储蓄总量预计超过２０万亿元人民币，只要不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这就是一笔价值相当可观的国民潜在购买力。中国和美国的居民消费储蓄状况，对拉动需求增长的可能性完全不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太低（不到３％），长期的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很多人已经花了后天可能挣到的钱，即使再有激励作用的消费政策，也难以全面增加有效需求。我们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比较保守，很多人实际上只是在花前天挣到的钱，而把昨天和今天挣到的钱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有较大改进，消费政策又比较到位，居民只要把昨天挣到的钱从储蓄中花出去，例如储蓄增长速度从现在的１８％下降五六个百分点，国内市场需求增长就会大大改观。

　　第二，我们有充足、安全且质量良好的银行资本。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倒塌之后，商业银行及其资本的信用质量也是千疮百孔，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坚强支持，是否能够有力拉动投资需求是大成问题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未见底，像“信用违约互换”这样的劣质金融产品市值高达６２万亿美元，对银行资本的影响也相当之大，一旦崩盘，１０个７０００亿美元也救不了，而这类隐性炸弹不止一个。我国到去年１１月底，企业和居民的储蓄总量为４５．５万亿元，国内银行总资产超过６１万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银行总资本的９９．５％。中国有如此充足、安全且质量良好的银行资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各国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有非常好的社会投资的基础货币条件，只要政策运用得当，就完全可以对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城乡市场。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中国出口增长降为零或负数的时候，逼迫我们不得不把增长重点转向国内市场。这时我们才发现，中国的市场可能是中国发展的终极优势。中国的市场除了规模巨大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成长中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市场。中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弱点，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市场开发的优点。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２０００美元的时候，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正在进入高消费时期，住房、汽车和高档电器的消费特别旺盛，一些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耐用电器消费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有些贫困地区甚至刚刚进入现代化消费的门槛。这种市场发展状况说明，中国不同层次市场开发的潜力非常巨大。有人说中国市场消费的增长是稳定的，无论怎样都不会出现大幅度增长变化。这种观点不对。只要看看城市商品房价格的消费弹性指数和家电下乡拉动多少销售量就足以驳倒此论。问题在于怎样开发市场和启动市场。如果能在社会保障方面大步迈进一点，在开发广大农村市场方面的力度更大一点，在刺激社会消费的举措方面更加大胆一点，中国经济的内需增长就完全有可能抵消外需增长下滑的损失。

　　第四，我们有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中国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模式经常被人诟病为垄断力量过强、市场自由化不足、效率水平低、中央财力过大，等等，然而一旦遇到大灾大难和周期性增长逆势，其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的优点就会表现出来。这次中央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风险，在极短时间内出台了力度如此之大的财政扩张政策，一个半月内新增投入的１０００亿元项目资金基本到位，今明两年中央投入规模将达到４万亿元，地方政府也提出筹措１８万亿元的目标，政府资源动员的效力令人叹为观止。请注意，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超强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绝对不可低估的。２００８年中央财政收入超过６万亿元，尽管最后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但全年增长幅度仍在１５％以上。国家财政赤字极少，连年大量盈余，即使２００９年加发４０００亿元国债，赤字占ＧＤＰ的水平也仅在１．３％以下。况且，中国还有２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雄厚的后备资源。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有足够的本钱，只要对策得当、方法积极稳妥，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走出增长困境。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怎样做到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

　　当前关键问题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

　　为了遏制经济过度下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央把２００９年保增长的预期目标设定为８％。然而，即使中央政府１０００亿元新增投资和４万亿元总量投资都能落实，２００９年的预期增长目标就可以实现吗？各方面的研究表明，可能还不行。根据“支出法”分析的一个预测模型提出，２００８年以ＧＤＰ增长９％计算，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５．４％、４．１％和－０．４％；在２００９年的中央投资项目落实之后，三项数据分别预期为５％、３．０％和－０．３％，年增长率可能在７．４％—８％之间。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或许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其显示的一个信息很有意义，就是仅仅依赖政府的扩张举措并不足以保证实现８％。

　　现在各方面要求中央政府扩大投入规模的呼声很高，把保８％的 希望寄托在中央进一步加大投资上。这种过度依赖中央投资的倾向值得研究。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最深厚最强有力的反危机力量不在政府而在市场。政府投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投入，最终目标都是把市场资源带动起来，把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把前面讲的四个经济基础支撑力量的潜力共同发挥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当前的政府调控政策还有一些需要研究调整的地方。

　　１．第一轮中央政府投入重点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明年的后一轮投入重点应更多考虑民营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时候，中央扩张政策的投入重点首先放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上，是有合理性的，否则难以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遏制增长速度大幅下滑的势头，及时地稳住了宏观大局。但是，当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的投入基本到位之后，后一轮政府大规模投入的重点就应考虑放在民营中小企业上了。且不说这种新的重点投入选择，可以通过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资扩展达到大量容纳社会就业的目的，仅从产业链的系统完整性角度看就非常有意义。中央政府第一轮大规模投入的重点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它们的有效产出必须配合最终产品制造部门的有效增长，所有脱离后者的投资都是重复建设、无效建设。因此，在第一轮大规模投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之后，再把投入重点转向中小企业，由此拉动最终产品的生产，就可以促进第一轮大规模投入的有效产出和国民经济运行的系统连接。据测算，中小企业的投资增长效率比规模大企业高约８５％。如果这个分析是可靠的话，那么今年若把５０００亿元投入到中小企业，投资拉动应该超过２００００亿元。

　　２．不能指望今后两年的超大规模投资会拉动社会就业迅速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设计。目前，出口企业大量农民工失业、经济不景气导致原有就业规模萎缩、大学生在高端求职困难，这三个因素的合力，将在２００９年导致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甚至可能酝酿某种社会风险。中央把２００９年的保增长目标设定为８％，是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的。为了达到这个８％，中央首先启动了超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项目，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讲，这种设计难以达到大量增加就业的目标。简单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一轮若干万亿元的超大规模投资项目中，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很高，新增劳动力十分有限。要解决目前的就业难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设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考虑到现在面临非常发展时期，应该下决心大规模放松各种政府管制，认真清理政府管理体系对促进就业创业的不良政策，以最优惠的政策鼓励社会就业创业，例如５年内免除个体与家庭创业者的所有税费，大规模提供政府担保的优惠中小额贷款，给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减免相应比例的税收，等等。

　　３．不能过分相信政策设计的理论合理性，要认真关注和随时矫正由于执行机制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的政策偏向。关于中央１０００亿元新增投资和高达４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现在有不少学者颇有微词，认为依赖投资特别是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过大，社会民生性指标的重要性被忽略了。我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发现，在中央政府追加１０００亿元投资和后两年投入４万亿元的项目设计中，社会民生性的指标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至少在主观的理论设计的比例上，同投资项目几乎不分伯仲。这说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调控的理念和操作水准都在发生重要变化。但问题在于，这种政策设计是以执行行为充分合理为假定条件的，根据经验，这样的假定至少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如果考虑到项目执行者的一些不合理行为很难避免，例如“跑部钱进”、粗略论证、短期行为、投资最大化偏好、创造产值最大化倾向、对政绩工程的追求，等等，上述学者们所担心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因为民生项目的周期较长、执行难度较大、执行耗费成本较高，结果项目执行常常会被不同程度地软化。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过分相信政策设计的理论合理性和逻辑性，要认真关注和随时矫正由于执行机制和行为不合理而造成的政策偏向，不致过度偏离了预期的政策目标。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