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外贸顺差

　　■大势观察■韩琪 赵雪

　　中国外汇储备现在已达到1．9万亿美元，外贸顺差对此的贡献功莫大焉。而分析外贸顺差的形成，又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外贸平衡的影响主要分为三种效应：一是贸易互补效应，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生产的产品大量返销投资国国内市场，扩大了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即贸易互补效应；二是进口替代效应，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取代投资国本国的商品，在中国市场大量销售，减少中国的进口，即进口替代效应；三是顺差转移效应，外商通过在华直接投资，将投资国的贸易顺差转移给中国，成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即顺差转移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就制造业领域而言，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伴随着新的产业分工方式的出现，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由发达国家转移出去，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产业链的优化布局；二是一些具有一定基础和比较成本优势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加工、组装、制造等环节，参与新一轮的全球分工。中国凭借着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低成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相当实力的产业基础和优惠的外资政策等综合成本优势，逐渐形成了加工、组装环节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成为全球生产加工基地，其产品也大量销往包括投资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根据海关和商务部数据，200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38万亿美元，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2552万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占比57．7％。美国和欧盟是中国的两大顺差对象。2007年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为欧盟，双边贸易总额3561．5亿美元，中国从欧盟进口货品总额达1109．6亿美元，出口额为2451．9亿美元，顺差1342．3亿美元。美国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值为3020．8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693．8亿美元，出口2327．0亿美元，顺差1633．2亿美元。可见具有明显的贸易互补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替代效应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几乎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而且还将持续提高，收入的多层次性造成了市场的多层次性和丰富多彩的多元化需求。外商来华投资的直接动机之一就是抢占中国市场。

　　由于中国引进外资主要侧重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跨国公司投资，而中国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拥有的优势的电子、微电脑技术、能源设备、通讯工具等产品的进口需求又长期受到被动压制，因此发达国家以技术换市场的投资策略取得了巨大成效。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利用其技术优势，在中国占取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来自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很多行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性投资，从它们拥有技术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如电子、微电脑技术、能源设备、通讯工具，到市场容量巨大的民用产品如轿车、洗涤用品等，跨国公司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出击，抢占了中国巨大的市场。

　　这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这种市场导向型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竞争机制、示范和模仿以及人力资本的流动等多种渠道产生技术溢出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由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使中国产业结构进入升级换代阶段；二是替代了投资国的进口。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加速了中国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从而使得中国产业进入了进口替代阶段，并使进口替代的速度加快。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大量商品在国内销售必然导致中国对投资国的进口减少，进一步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产轿车已占据90％以上的国内市场，如果没有建立合资企业，中国的轿车产量将减少2／3以上，按照每年需增加进口35万辆轿车计算，FDI企业大大减少了中国汽车进口额，替代效应十分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的顺差转移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对外贸易不再仅仅是发生在进口国和出口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地区之间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和转移。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同样也是中国与其他各经济体之间产业分工和转移的结果。笔者以中美贸易顺差为例，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也不仅涉及中美两国，而是中国、美国及其他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分工和转移的结果，其中，以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尤为突出。这些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华直接投资进行产业转移，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部分转移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使中美贸易失衡更加严重。

　　1．日、韩、台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

　　首先考察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来源地构成，以2007年为例，除香港地区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以外，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中国台湾是对中国大陆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日本开始向东盟和“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大陆转移电子装配产业，“亚洲四小龙”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也纷纷向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在中国大陆设立了大量的外资企业，从而向中国大陆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的转移。由商务部外资司提供的数据计算，日、韩、台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在投资总量中一直占有较高比例。2000年－2007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分别为366．8亿美元、298．4亿美元、218．1亿美元，三者合计占同期中国利用外资总和的20％左右。

　　2．中国大陆对日、韩、台的贸易逆差

　　观察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贸易差额的变化情况时，可以发现，在上述国家或地区对华FDI保持较高比例的同时，中国大陆与上述三地的贸易逆差也是不断增长的。根据商务部综合司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2007年，中国大陆对日、韩、台的贸易逆差合计为7066．1亿美元。

　　3．日、韩、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在中国大陆对日、韩、台贸易逆差不断增长的同时，日、韩、台三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出现减少或至少增速减缓的情况。贸易顺差的转移实际上是东亚地区分工形态发展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地区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外资企业大量的投资，东亚地区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雁行模式。这是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一种垂直分工结构。具体说，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梯度的最底端，负责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台湾、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国家和日本来完成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而最尖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则在日本完成。三方清晰的产业梯度决定了彼此之间具有很强的贸易和产业互补性。中国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韩国、台湾在部分资本品及中间产品方面竞争性较强，而日本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生产在三方中具备最强的比较优势。

　　这种生产分工的最大特征就是大量日本、韩国、台湾等企业通过对华投资，把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盟其他国家，而中国大陆和东盟其他国家则从上述国家、地区大量进口零部件。这就导致中国制造业对全球呈现巨大的顺差，而对日本、韩国、台湾却为逆差，且主要体现在零部件贸易方面。最终结果导致东亚地区原本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不再增长甚至开始下降，而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却越来越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中国近年来外贸顺差急剧扩大，与外商来华投资是分不开的。外商投资带来的贸易互补效应、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顺差转移效应，是中国进出口贸易急剧扩张、外贸顺差与日俱增的直接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