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陷培训门 中间商称张维迎授课一天报酬8万

　　农历大年初一，于博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专递送达的判决书，于博诉清华大学总裁班质量缩水一案有了阶段性结果，法院驳回了于博的诉讼请求。

　　沸沸扬扬的名校“培训门”事件看似画上句号，但于博的诉讼打破了沉默寂静的高校培训市场，以往那些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继续教育，一下子被拉入公众视野。

　　农历大年初一，于博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专递送达的判决书，于博诉清华大学总裁班质量缩水一案有了阶段性结果，法院驳回了于博的诉讼请求。

　　接到判决书后，于博在新年里赶写了一篇博客———《比次贷更烂的商业模式》，他在博文中写道，“继续教育领域的无法可依是清华北大豆腐渣培训的根源”，并表示要委托律师提出上诉。

　　沸沸扬扬的名校“培训门”事件看似画上句号，这些天占据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的头条新闻是“海淀法院一审判于博败诉”。然而，令办学者意想不到的是，另外一位“深喉”级人物张家麟走向了前台，除主动联系到于博表示声援外，他还声称，将在近期把和自己有培训协议关系的北京大学诉之法院。

　　清华陷入“培训门”

　　于博是辽宁沈阳一家贸易集团的总裁，在与清华结缘之前已身家千万。为了拓展上市业务，于博决定找一家名校“充电”。2007年年底的一天，他在一家网站看到清华大学“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总裁研修班28期”招生广告。“当时广告承诺60人小班化教学，还聘请了郎咸平、林毅夫、魏杰、刘伟等12位知名专家学者授课，我就报名了。”于博告诉记者。他将3.7万元打入广告上提供的清华大学继教学院账户后，成为研修班一名学员。

　　于博说，第一次上课时他就觉得不太对劲，授课老师并不是网上承诺的著名学者———“课程上了一半，还没见一个著名学者。中间不知从哪里请来一个老师，是搞咨询的，不仅讲课跑题，还经常在课余给我们学员打电话，要给我们的公司咨询一下。”

　　去年5月，不满教学质量的学员们推举于博等4人为代表，找到总裁研修班的组织者张忠朝(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项目中心”主任)，要求对研修班进行整改，兑现承诺。

　　随后，学员们还找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陈肖庚。“陈肖庚表示研修班质量确实有所下滑，但这个总裁研修班并非继续教育学院的项目，而是外包给了张忠朝个人，作为个人承包项目，自然要追求利益，选择课时费便宜的学者。我当时把对话的过程摄录了下来。”

　　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去年12月1日，于博将校方告上法庭，要求清华大学道歉并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10万元。

　　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说，于博提供的“总裁班”招生宣传的网页资料不是从清华大学及其继续教育学院正式的网站上下载的。清华大学否认与这些网站存有合作关系。所以证明不了清华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虚假宣传。而对于研修班教学质量到底怎样才算合格，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针对学员提出的教学质量问题，清华大学已进行了答复和整改。所以，学员对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反映并不足以认定清华大学构成违约。

　　记者联系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里陈肖庚，陈肖庚称他正在外地，不方便就此事作答，“法院已经有了判决，你采访可联系清华大学新闻中心，现在放假，估计你找人比较困难。”

　　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上，于博败诉的消息成了新闻头条，清华大学关于此事的声明也格外醒目。胜利似乎偏向了清华，让办学者始料不及的是，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

　　“中间供应商”自揭内幕

　　于博和他的律师还在为如何得到清华和张忠朝之间的培训合同而苦恼时，与张忠朝有类似身份的人物主动浮出水面，亮出了和北大之间的培训合同，他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的合作方———“北京大学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项目负责人张家麟。“我只是代表高级研修班的中间供应商讲了一些真话，没想到有这样大的压力。”张家麟对记者苦笑着说，在他公开指出高级研修班的种种秘密之后，“杀人犯”、“大骗子”、“禽兽”……网络上一些漫骂就围绕着他，不堪其扰的张被迫向海淀区公安分局报案。“因为我不愿意败坏北京大学的名声，所以我办研修班亏了二十多万元。”张家麟向记者出示了他和北京大学培训中心签订的有关协议，在这份协议中，作为甲方的北京大学培训中心有四项权利和义务：审查学员入学资格，负责为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备案；审订乙方提交的教学课程方案；审查乙方所联系的师资人选；负责学员的成绩考核，向全部课程合格的学员颁发北京大学结业证书。“可北京大学培训中心做到了几点呢？除了支付授课教师一半的薪酬，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做到。我们的学员里，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有人一天课没来上也拿到了结业证书。约定的北大老师嫌课酬低不来，一天12000元啊，而来的一位老师没有提供课件，只提交了一份未完成的论文，还说‘这种总裁班懂什么法律’？我不让他讲，结果和培训中心的关系就恶化了。之后就不借给我们教室，不给麦克风、投影仪。研修班没有教室，只能做了4次移动课堂(去外地上课)。后来我们坚持履行合同，培训中心把我们安排在体育馆的地下室上课。“在整个过程中，北大培训中心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盖章和收钱。就连那张鲜红的结业证书外壳都是我花5元钱从小卖部买来的，一开始结业证书上的学员相片都让我自己贴，媒体曝光这事后，北大培训中心才自己贴相片。”张家麟有苦难言。

　　张家麟以前是北大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等多所院校的“特聘教授”，“是他们(北大培训中心)主动联系到我的，让我搞个项目，利用我自身的资源好招生。”张家麟说。张家麟只招到了27名学员，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00元，北大培训中心实收学员学费的72%，张家麟获得剩余28%。这样，北大培训中心拿走了63万余元，张家麟分得24万余元。“我设想的这个班很高端，不愿降低师资水准，所以自己亏损了一些钱。算上往来机票和住宿的花费，可称得上天价班了，我觉得不能对不起花这么多钱的学员，也不能对不起北大这块金字招牌。如果我像其他高级研修班中间供应商一样，为了赚钱，师资、课件等都得不到保证，就有可能出现于博诉清华大学这样的事件。”张家麟说。

　　已在高校继续教育领域从业5年的张家麟自称很了解这块市场。“就那么几天课，你收人家几万元，来授课的老师也不是傻子，要价自然也高。优质的老师有限，他们的身价在业内基本上是公开的，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000元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于丹6万，张维迎8万，郎咸平10万，易中天12万……”张家麟说，中间供应商对成本的考量，也是课程质量的关键所在。“但是教育不能以盈利为主……我决定尽快起诉北大，要求它道歉，不是向我道歉，而是向学员和国人道歉。”张家麟表示。

　　“关系生产力”背后的沉默

　　张家麟租用的北大资源楼内，密密麻麻分布着各类培训机构和项目中心。许多人或许想像不到，那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大师班、总裁班，其项目中心大多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租赁小屋里。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的网站上，多如牛毛的各种培训班，如同镶嵌在网页上的一根根“金条”。

　　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高校培训市场持续火暴。《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曾列出了2007年各主要高校继教(不包括MBA教育)盈利情况：清华大学6.9亿；北京大学5亿元；中国人民大学3亿元；浙大和南开同是过亿元的大户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网站介绍说，截至2007年，在该学院接受面授培训的学员人数已超过24万人次，仅2007年的面授培训人数就达到5.9万人次。

　　无可否认，名校的金字招牌是招徕生源的重要手段。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三局原局长洪可柱认为，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今天，继续教育领域通过市场化运作让普通人也能分享到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本是件好事，但是高校如果不重视质量控制体系，单纯拿它来创收或搞产业化，继续教育便异化为一种学术腐败。“高校投入很小或仅以品牌投入，就能获取最大利润，培训成为很多人取得学历的一种捷径。名校如此，在普通院校也司空见惯。其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这已经成为当前继续教育领域值得警惕的一种趋势。”身兼多所高校博导的洪可柱说。

　　项目繁多、虚假宣传、管理混乱，让继教领域弥漫着越来越浓的商业味道。

　　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是，在于博将清华大学诉诸法庭之后，当初一些和于博一样怀着不满情绪的学员们大多选择了沉默。“于博可能是想真正学点东西，但每个人去学习的目的不一样，多数就是想认识些同行。清华大学“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总裁研修班”的一位学员对记者说。她坦承，她拿到的课表上的授课老师名单确实和实际不符，“课表上有林毅夫等知名学者，一个也没来。”

　　事实上，在信奉“关系也是生产力”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把高校继教的各种总裁班、研修班当作了社交的舞台。北京的黄律师表示，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他怕在法庭上碰到自己不懂的理论问题，于是参加了某著名高校法律在职研究生班。“去了才发现，根本不是研究，就是一个普法班。不过，让我欣慰的是能认识不少同学，各方面的都有，将来一定有用。其实，好多人都是抱着这个目的而来。”

　　明知这些培训班质量缩水，隐忍和沉默成为主流，后来者趋之若鹜———

　　继教领域的现状多少呈现出黑色幽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直到于博搅乱了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我打官司不为钱，只希望唤起人们对继续教育的关注，找到一剂医治高校继教病症的药方。”于博说。

　　在他以讼诉打破沉默之后，张家麟跟进了。“一个集团有数十个分厂，如果哪个厂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你不能以非总厂生产为理由来推托。同样的，对继续教育质量流程的管理也很重要。北大校长爱唱‘隐形的翅膀’，如果北大的继教这样下去的话，请问北大的翅膀在哪里呢？”张家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