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解决储蓄失衡需要综合药方

　　(上接A01版)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严密的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并且加强国际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国际救援措施应该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这样才能使新兴市场国家有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这将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应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周小川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不平衡仍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客观事实。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储蓄合理流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提高配置效率。为此，可以考虑把储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为这些经济体是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高成长点，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的必需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同时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周小川还表示，从统计上看，汇率与储蓄率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也不够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储蓄率高低还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家庭结构、人口、社会保障体制等因素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即便政策有效也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

　　他指出，美国本轮的低储蓄、高消费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的储蓄率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有所提高，中国储蓄率的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时间分布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周小川称，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储蓄率高的原因，这从逻辑上推理是对的，但并没有太多的统计和实证支持。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导致高储蓄率有一个假定，即人是理性的，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会事先通过增加储蓄的方式来预防未来的医疗、养老等需求，但实际上这个假定并不一定成立。

　　他还指出，从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高水平。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问题有关。中国虽然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领域的改革尚不够到位。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经市场化了，成本也已经真实化了。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也会影响储蓄率的调整。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