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温家宝总理的出席,和中央电视台空前高调的报道及相关活动安排,不久前闭幕的本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掀起了中国旋风。
据说,中央电视台在短短3天之内,便约请到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NBA总裁大卫·斯特恩、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汇丰银行董事长兼CEO史蒂芬·格林、黑石集团董事长兼CEO史蒂夫·斯瓦茨曼等在内的51位重量级采访对象。
采访之所以成功,不应当仅仅由于央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组织策划能力,更主要原因还是在全球经济一片晦暗之中,人们愿意把期待的目光更多投向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称,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7%(30年前这一数据是2.3%),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2008年这一数据或许更加惊人。
国内研究跨国公司问题的专家王志乐曾对笔者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公司的护身符和避风港。全球知名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计划几乎没有缩减,跨国公司们寄望于中国项目的赢利来为母公司输血。
此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全球经济乃至政治格局重构的起点,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与目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不高度重视和看好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在民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被演绎成“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本次论坛,与经济格局重构受到同样高度关注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因为其“购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受到诸多指责。
其实,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已经不是美国独有现象:
墨西哥扬言要禁止从美国进口某些肉制品;欧盟对美国鸡肉和牛肉实施进口限令,并正考虑对美国的生物柴油征收进口关税;俄罗斯开始对来自欧盟、瑞士和土库曼斯坦的卡车开征特别养路费;印度商工部决定开始对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欧盟、南非和美国进口的不锈钢冷轧薄板进行反倾销调查;西班牙旅游和工业部长建议西班牙人在本国而不要去法国度假……
一旦国内问题摆在眼前,贸易保护就成为本能反应。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在困难面前,没人有理由弃本国利益于不顾而去发扬国际主义风格为全球人操心;自由贸易是双刃剑,总体上讲,国家需要通过贸易挣别人的钱给本国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愿意选择更多出口和更少进口;解决本国问题根本上应当依靠自身力量,不要指望什么救世主。
在这些想法的合理支配之下,贸易自由主义事实上成为一个由手电筒里射出的光芒:自己藏在背后,去寻找别人的“污点”,而掌握在手里的按钮便是“本国利益”。那道光柱应当是利益之光,而未必是理性之光,更不太可能是公正之光。
作为WTO总干事的帕斯卡·拉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基于职守;经济学家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出于理性;代表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则掩饰不了利益动机——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贸易自由主义更是政治正确的表达方式。极端的贸易保护,既拯救不了全球,也拯救不了自己。人们相信,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时期,正是贸易保护主义使情况更加恶化。
无论是市场经济信奉的“看不见的手”,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信奉的“和中共赢”,或者被温家宝总理推崇的《道德情操论》,都是在提倡:即便完全出于自私目的,也需要考虑别人的利益。
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只是基于种种不可能条件的假设,现实当中根本不存在。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是对立关系,比如双方都不否认贸易的重要性,也都不否认国家利益。在这个前提下,既没有绝对的保护贸易,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政策都是在两极之间游走,不断寻找动态平衡。
我们只能相信基于各国自身利益的合作的力量和魅力。如果合作真能共赢,合作局面一定能最终形成。就像不必对抨击贸易保护主义者寄予过高道德幻想一样,我们也不必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施加过多道德压力。既然是全球问题,大家就都应该是当事人,没有谁能置身利益之外,只做裁判。指责某些国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人,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挥舞批判主义大棒”的人,或者引火烧身,被别人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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