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在地图上旋转了10年的钢蹦

　　欧元不仅是一种经济手腕，而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它是深深植根于欧洲社会的一种信念的自然结果。单一货币的诞生其实就是欧洲精神的结晶。”

　　——兰贝尔托·迪尼

　　时光倒转回到7年前，西班牙政府公务员拉索仍然记得，2002年3月1日那天，欧元在一夜之间替代了已经有134年历史的比塞塔，成为西班牙境内唯一流通的货币。

　　就在比塞塔的最后一天，拉索陪着母亲去银行兑换欧元。“母亲捏着一张100元面值的比塞塔说，用了一辈子，用习惯了，真舍不得跟它说再见。”拉索对《商务周刊》回忆说。

　　从欧洲各国那些风格迥异又都历史悠久的货币“转换”到统一的欧元，可谓和平年代一次规模空前的浩大工程。根据1992年各国签署并开始执行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马德里欧洲理事会1995年的决议，自1999年1月1日开始，欧盟各成员国在不要求使用现金的业务中使用欧元。2002年1月1日起，欧元的纸币和硬币开始在欧洲货币联盟境内全面流通。

　　为了这一天，欧洲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像拉索母亲这样的老人可以免费获得一种类似“转换器”的小机器，随时随地把商品的欧元标价换算成她习以为常的比索塔。当时的汇率是1欧元相等于166.386比塞塔。要判断一盘8.9欧元的鱼香肉丝是不是太贵，确实不是一件靠心算能完成的任务。

　　但让人惊讶的是，欧洲人认可欧元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2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之后，欧元支付已经成为现金支付的主要部分，在新货币引进一个月后，95％以上的现金运作都是用欧元进行的。西班牙的官方资料也表明，尽管比塞塔最终停止流通的时限是2002年2月28日午夜12点，但2002年1月7日以前，70％西班牙人就都用欧元来购物，1月底，这一比例达到了95％。

　　10年后的今天，欧洲一体化进程最具忧患意识的观察家都承认，欧元这一伟大的发明完成了设计者最初赋予它的使命：它带动了欧盟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金融支持；其次，欧元对各成员国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贸易的增长产生了催化剂的作用；第三，欧盟内部国家间的贸易从外贸变成了内贸，统一的货币结算单位从根本上解决了因汇率变化而产生的经济损失；第四，欧元对欧盟内部消费的刺激作用也不可小看，统一的货币不仅为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也让普通老百姓享受到了实惠。此外，通过欧元，欧洲中央银行行使原有各国央行的监督协调职责，从宏观上提高了各国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然而，正如德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说：“开始的本质，蕴含着某种新事物的开启，这新事物无法经由之前的情况加以预料。在一切开始之中，都蕴含着这种出人意料的因素。”10年之后，“新事物”欧元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出人意料”的严峻挑战。

　　“在欧元取代比塞塔之后，从啤酒到公寓，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拉索回忆起那段日子，认为涨价是欧元带给自己生活的一个消极影响。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原来一杯咖啡只要100比塞塔，如今则变成了1欧元，而根据实际的比索塔对欧元166：1的汇率比价，咖啡的价格几乎翻了一倍。

　　尽管在过去10年里，欧元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欧洲央行事先确定的物价稳定性标准——2％上下，扣除能源和食物价格因素之后，欧元区的平均通胀率实际上仅为1.8％。可以说，欧洲央行一直成功地稳定着通胀预期。然而，欧元区的老百姓们仍然坚持认为是欧元导致了物价高涨。来自瑞典的玛丽娅说：“几乎所有加入欧元的国家都经历了飞速的物价上涨，如果瑞典使用了欧元，将会极大地破坏我的生活。”已经在卡尔玛大学工作了逾30年的玛丽娅是个不折不扣的“欧元反对者”，她曾经在公民投票时对瑞典加入欧元区投了反对票。

　　与此同时，单一的货币政策也成为欧元的“软肋”。一刀切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分散的财政资源和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形成了较大的摩擦。从欧盟的角度来说，由于欧洲层面并没有类似“财政部”的机构，所有的税收都还握在各国财政当局手里，因此，有效的救市计划就只能是在国家层面，而非欧洲层面上，难以在欧洲层面产生金融稳定的效果；而从成员国的角度看，失去了货币政策制定权，就意味着各国政府失去了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成员国处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时，欧洲央行很难兼顾各国不同的货币政策要求。如今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更让这个年满10岁的新生儿站在了一个空前严峻的挑战面前。

　　有成功，也有失败，十年的时间对于评判一个新生的货币是否成功还有些仓促。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欧元的诞生可以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最重大的货币革命。对于近4亿欧洲公民来说，这是实现欧洲统一进程的重要一步。50多年前，正是本着这样的梦想，欧洲六国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超越彼此之间的分歧与恩怨，签订了印证“欧盟”诞生的《罗马条约》。一个统一的货币联盟无疑令欧洲人离梦想更近了。

　　“总有一天，到那时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到那时，你们将构筑欧洲的友爱关系。”

　　——维克多·雨果

　　到如今，很多人，甚至欧洲人自己本身，仍然觉得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后继者欧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同市场”——能够使得成员国在一个较大的统一贸易市场中获益的组织。

　　在拉索看来，西班牙加入欧盟的一个积极意义就在于西班牙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经济复兴”。“那几年，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进行了重建，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西班牙人的收入迅速达到了欧盟的平均水平。”拉索认为，在经济方面，西班牙选择融入欧洲，无疑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西班牙在1986年开始进入被称为“经济奇迹”的迅速增长时期，这无疑与加入欧共体有着极大关系。1990年代中期以来，西班牙的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3％左右。近8年来，欧盟新增的450多万个就业机会中，有1/3落在西班牙。

　　就在当下，经济因素仍然是吸引非欧元区国家加入欧元区以及非欧盟国家加入欧盟的最大吸引力。当欧元为那些竞争力较弱的成员国提供外汇保护伞，帮助它们避免了像冰岛、匈牙利等国因汇率波动而遭遇的打击之时，瑞典、丹麦及东欧众国对于欧元的兴趣明显大增。

　　然而，难道欧盟仅仅满足于从一个共同市场走向一个单一货币联盟的简单跨越吗？那些伟大的设计师们从一开始就有着远比这更宏伟的梦想。

　　“欧盟之父”让·莫内很早就宣布：“我们正在创造的并非国家间的联合，而是人民间的联盟。”在曾经担任过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普罗迪顾问的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看来，包括莫内、罗伯特·舒曼（煤钢联营的倡导者）、当时的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后来的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经济货币联盟的创建者），都有着超越凡人的卓越远见。杰里米·里夫金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这些欧盟的设计师们采用了迂回的战术，即“采用技术和经济手段，渐进式地把成员国逐步带进弥合无缝、彼此依赖的商业关系网络”。

　　“经济整合度的每一步进展都将轻微、有时甚至难以察觉地侵蚀它们的国家主权。”他说。

　　设计师们希望这种零敲碎打战术能够实现这样的结果：“某天各国政府一觉醒来，将会发现自己深陷在一张‘国际活动和作用力的广阔网络’里，并发现自己几乎无法从中逃离。”当拉索表示经济增长和一个强势的欧元给他带来了某种程度上“作为欧盟一分子的自豪感”时，这些“欧盟之父”们的脸上必定掠过了一丝狡黠的笑容。

　　“难以察觉地侵蚀他们的国家主权”可能还为时尚早，毕竟欧盟目前生存的每一关键时刻，我们都能看到它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既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又提高共同体的权力。从单一货币引入的10年间，它在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鼓励了经济与社会政策一体化的深入，随之，欧盟机构框架的建设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其中的逻辑在于：欧洲货币具备单一性的特点，即它是由一个独立的非国家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发行和管理，它势必要求对欧洲政策进行一个全面的考虑，并对机构进行结构调整，以使得联盟的建设能够越来越统一一致，使内部的和国际社会都能信任欧元，看好欧元。

　　1992年《马约》在单一货币、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泛欧公民身份三个方面为欧盟奠定基础之后，即使旨在建立一个更为统一的政治机构的《欧盟宪法条约》再次搁浅，欧盟自身仍然在朝着政治一体化的方向行进。所有的努力都在表明，它在缓慢而不可逆转地向着联盟早期设计师让·莫内所提出的前景跋涉。这一过程注定是渐进和曲折的。痛斥“欧盟”一无是处的瑞典人玛丽亚，面对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认为“无疑是场灾难”；就连满心欢喜接受欧盟和欧元的西班牙人拉索也持保留态度。“我更愿意被称为西班牙人，而不是欧洲人。”拉索坚决地说。让来自不同历史、文化以及经济背景的欧盟居民接受一个更具体的泛欧公民身份，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难道真如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所说，“在欧洲人的身上，他们缺少这种所谓的‘欧洲梦想’，他们的利益和情感的共同体制只有可能在物质上把他们纠集起来？”

　　“在一个厌倦了宏大乌托邦幻想、安于个人叙事的世界里，新的欧洲梦勇敢地穿凿了二者新的综合：它将把对多元视角、多元文化主义的后现代敏感性与新的普世前景结合在一起。新的欧洲梦将把我们带入全球时代。”

　　——杰里米·里夫金

　　任何看过1月20日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就职仪式的人都会为之动容：一个看上去虚无缥缈的“美国梦”造就了无数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美国人共同的忠诚和信仰。那么，同样是多元社会的欧洲在未来会拥有一个令所有欧洲人骄傲的“欧洲梦”吗？

　　纽带至少是有的。在拉索看来，西班牙加入欧盟是在“回归”这个大家庭，“由于经济增长等各方面的因素，西班牙一度脱离了欧洲，而加入欧盟，是西班牙的再次‘融入’和‘回归’”。拉索这样认为。自称为“反欧盟分子”的玛丽亚也不可否认，“我一直觉得，与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欧，有着可以分享的共同部分，因此，我感到离他们很‘近’”。

　　我们这些外国人的观感更是如此。虽然每个欧洲国家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方式，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总有着一套共同的面孔。当英国贸易大臣彼得·曼德尔森也承认欧洲正在“向整个世界输出规则和标准”，那么这个规则和标准究竟是什么？

　　在狭义上，正如很多政治学者所阐释的，欧盟不是一个国家，但却是一个国际行为体——使用同一种货币，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甚至拥有欧盟层面的军事工具，这一模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欧洲“模式”，欧盟形成背后的力量将把仍在建构和完善中的欧盟带向何处，将如何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或许是狭义上认识一个完整的欧洲可以采取的角度。

　　然而，面对一个“日益多样化和互相依靠”的世界，杰里米·里夫金从《欧洲宪法条约》的勾勒中读出了一个更具普适意义的欧洲价值观，即“尊重人类的多样性，增进包容度，拥护人权和自然的权利，提高生活质量，追求可持续发展，为解放人类精神，建立永久的和平以及培养全球意识”。

　　而这种价值观，在里夫金看来，是一个相对美国梦的“欧洲梦”起飞的基础。

　　事实是，美国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一直所宣扬的“不受限制的追求财富”以及“个人财富多少是界定成功的主要标准”这样的价值观，在华尔街烟消云散的金融泡沫和频频出现的丑闻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一个强调“生活质量、可持续性以及安定和和谐”的欧洲梦，似乎更符合这个由互联网、移动通讯、生物技术等构建起来的新的21世纪。

　　里夫金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还指出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话题：同样强调和谐社会的中国，事实上与“欧洲梦”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中国在过去20余年的进程，是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综合在一起。”里夫金断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无疑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

　　是已经主导历史很多年并试图重焕年轻的“美国梦”，还是正在“文化启蒙”的“欧洲梦”和“中国梦”，亦或是其中二者的融合，终将成为这个新全球化时代人们共同追求的主题？一个拥有共同的市场、单一的货币甚至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的欧盟，将给我们找到问题答案的重要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