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摆脱经济危机还需要体制革新

　 日前跟随温家宝总理访问德国等国的重庆企业家王金山，出访期间受到海外企业前所未有的礼遇，由以往的“备受冷落”到“备受礼遇”，咸鱼翻身的感觉都有了。无独有偶，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团队也受到热烈欢迎，诸多全球商界领袖，几乎是排着队等候央视采访，都希望把自己的声音传达给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

　　每一轮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种子的孕育。1928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持续多年，随后以汽车、电子、航空航天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引发了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全球经济再次经历衰退，之后以信息革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再一次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尽管当前全球金融风暴仍在蔓延，但是大家已经开始寻找风暴过后引领全球经济的新技术、新增长点，互联网跟移动通信的结合、环保、绿色经济等固然引人注目，但在达沃斯论坛上，如何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复苏，发展中国家则被给予厚望。

　　从现实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经济增长点显然有所不同。发达国家除了环保、绿色经济之外，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增长空间都很小（或者说已经很完备），而这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短板，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点，也是世界新的增长点。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寄予“率先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厚望的原因。

　　这说到底是杨小凯和林毅夫早就争论过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后发优势”的问题。我至今仍倾向于杨小凯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表面上因为经济和社会落后，理论上发展空间大，但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根源则是体制，如果体制不先行改革，“后发优势”就只有可能成为“后发劣势”，别说率先走出危机，反而有可能自己使自己更陷危机。

　　以政府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为例，如果缺乏公众监督和科学决策，那么刺激经济的计划会不会成为千军万马“跑部钱进”的加速器？会产生多少“跑冒滴漏”？会不会有一部分在实施的过程中通过寻租成为了权贵资本的私人资产?另一方面，诚如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指出的，不仅是投资的结构取向问题，而且此轮投资没有城市化的目标指向，结果可能是一场乱仗，导致中国经济在短期的V形突围之后，还是一个长期的L形发展曲线。比如现在交通部门提出，铁路与公路共有6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但如果没有确定人口和需求向哪个城市圈集中，修建的交通设施可能会由于需求不足而产生浪费。

　　也就是说，如果缺乏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4万亿政府投资可能只成为“一次性GDP”，就好比工厂建成之日，也就是倒闭之时！日前有上海律师要求发改委、财政部依法公开4万亿投资的进展情况，得到的回复却是否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被堂而皇之地束之高阁。

　　中国很多改革几乎都是在最后、最关键的一步推行不下去。在医改、教改、出租车运营打破垄断、火车票实名制、公共财政、压缩行政开支、减少行政审批等方面，都能或多或少看到这样的现象。在石油、电力、电信、城市公共服务、金融、教育、文化、卫生、传媒、法律、艺术等领域，对内开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对外开放的步伐。如果打破行政垄断、开放经济领域，就能够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但是“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的现实困境往往使得有关改革浮于表面或者名不副实。

　　的确，垄断不仅使城乡居民收入降低，也使公民医疗、教育、住房、石油、电力、城市公共事业、电信等方面的生活成本全线攀升。一个可资佐证的例子是《时代周报》2月12日的报道：台资医院落地大陆，没有国家一分钱投资，要赢利，但收费仅是公立医院一半！

　　国力之争说到底是体制之争。这个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不因世界经济是处于繁荣期还是衰退与萧条期而有所改变。因此，中国能否率先摆脱危机，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率先革新体制，寻找到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