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 我不是教育产业化之父

　　“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没想到扩大了五倍。”

　　■本刊记者 陈东 发自北京

　　汤敏的办公室狭小，整洁，位于北京长安街边的一栋大楼里。透过一面墙的玻璃，可以很清楚地欣赏到楼下的生命节奏：大门口尽职的保安，来往的车辆，以及不时晃过的北京叫“板爷”的三轮车夫，他们微弯着腰，以一种固定的姿势向前蹬着。

　　从概率上讲，汤敏说他比三轮车夫幸福，“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蹬三轮是他特喜欢的事，那他也会幸福。幸不幸福是个人的感觉。知足者常乐，幸福不在于社会地位，关键在于这个人知不知足。”

　　汤敏却并不是一个很“知足”的人，他现在身为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从世俗的角度讲，有名有地位，属于成功人士，可是他“还是想做点事。做点有意思的小事”。

　　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自己的思想或者理论能影响社会，汤敏也不例外。他最近正在做的小事是“批评”富人，帮助穷人。

　　汤敏并不讳言自己是个富人，但是他这次却“背叛”了他所在的富人阶层，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说：“现在所有的富人都在搭穷人的便车。”

　　他的意思是，富人消费多，就得多付出，可是在教育、卫生等需要国家补贴的领域，富人正在跟穷人一样享受着这些资源的泽惠，这是不正常的。

　　不知道汤敏的“反叛”会不会遭到他的富人同志们的抵制和谩骂，汤敏自己揣测富人的心理后说，“我觉得他（富人）没话说，因为一直占着穷人的便宜。作为富人应该帮助穷人，天经地义，要不然穷人闹起来，你富人就可能被绑架了。你看一个穷人在那儿讨饭，你不管吗？”

　　汤敏帮助穷人，并不是给穷人几个馒头几张纸币那么简单，他骨子里的期望是想通过政策或者制度扶贫，他认为“减少支出跟增收一样重要”，这是他最近考虑的问题。

　　过去总是提到如何增加贫困人口或者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在他看来，人的收入是没法平等和控制的，但是可以在支出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保证穷人能减少支出，比如贫困人口上学可以免费或者少交费，看病也可以少花钱，富人就得多花点钱。汤敏认为这种方案操作起来暂时有点难度，但是一个方向。

　　他正在呼吁，期望这一建议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

　　“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没想到扩大了五倍。”

　　汤敏的建议第一次引起广泛关注，是在1998年。

　　那年他回国探亲，发现有些孩子上不了大学，加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很多人手里拿着钱不愿意去消费，各方面都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启动内需。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认为，居民教育投资是当时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力量，居民可能不会去买彩电买汽车，但是让孩子上大学肯定会投入的，于是他们就建议大学扩招。此建议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国大学扩招就在这以后开始。

　　很多人把“大学扩招”跟“教育产业化”联系起来，就有人把汤敏称作“教育产业化之父”。

　　尽管被称为什么“之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但汤敏并不喜欢这个称号，也不愿意接受。他认为他不是，因为谁也说不清什么是教育产业化，而且在他们建议大学扩招前两年就有很多人开始讨论教育产业化了。

　　因为建议大学扩招而做了“父亲”，汤敏觉得有些委屈，认为现在的网络太不负责任了，你说点什么就会被人骂，而且不辩论，几乎连文化大革命都不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允许辩论一下。

　　汤敏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很深的印象的。他出生在北京，5岁时随家人迁到广西，几乎没上初中，直接上了高中，然后在南宁作了5年的数学老师。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就是1977年，他考上武汉大学数学系。四年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并跟同学左小蕾喜结连理。

　　1984年，汤敏被公派到美国留学，1989年他博士毕业后，经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同意而离开武汉大学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成为那里的经济学家。2000年，汤敏被亚行派回中国工作，成为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

　　身为首席，并不意味着有了保护伞，汤敏依然也会受到质疑，质疑他的大学扩招建议。有人认为大学扩招错了，汤敏就写文章反驳说扩招没错。

　　认为错了的人说，因为扩招，让那么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毕业就失业，高级人才明显过剩了。汤敏反驳的大意是，扩招没错，我国的大学生的比例跟其他很多国家比都很低，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好处。

　　这个话题曾经争得不亦乐乎，各有各的道理。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理论，扩招后的“受害者”自有他们的难处和苦楚。曾有被扩招上大学的学生说，看了双方的争论，更加糊涂了，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对提出大学扩招建议后的态势，汤敏他们也感到出乎意料，他说，“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没想到扩大了五倍。”

　　是不是决策者用歪了他们的建议？汤敏说，“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开放。”

　　虽然一直被人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但是这个“父亲”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是做父亲的始乱终弃、不负责任，而是“我们的扩招建议是1998年提出来的，教育产业化在1996年到1997年都一直在炒。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没参与”。

　　汤敏还辩解说，“我肯定知道在1998年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些人可能也没错，你要是具体看他们的论文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跟你讲怎么赚钱，你看这就叫产业化。任何人，只要是去严肃地思考问题，不管是学者还是什么人，他一定言之有理。”

　　一家两个首席如何分工合作

　　经济学家可能有群生的特性，在武汉大学做老师时，汤敏夫妇跟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住上下楼，并且是很好的朋友。后来，这三个人都成了经济学家。

　　汤敏的夫人左小蕾现在是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同样是一个“海归”。一山不容二虎，一家能容两个首席？会不会有矛盾？谁处于从属地位？

　　汤敏说，“在家里小事那个首席说了算，大事比如美国选总统什么的，我这个首席说了算。”

　　这两个分管大小事的“首席”在学界都被人非议过，余音至今尚存。

　　人物周刊：现在学界把你当成什么派？有人给你贴标签没有？

　　汤敏：我不知道。你要说我是右派也说不过去，说我是左派，我也不是。新左派？更不是了，我也搞不清楚是哪个派。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对待别人对你的批评？

　　汤敏：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浮躁，挑你一句话，就骂你，其实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不管。常常是那边挑出你一句话，做一个标语，然后这边所有的人不看你的文章，开始在网络上骂。我现在不去看了。如果写文章来讨论可以，但是如果是骂，就不是有学问的人干的。

　　人物周刊：可是你还是受影响，要不然，你怎么会写文章说扩招没错呢？

　　汤敏：那是真正有人写文章，真正地跟我辩论了，所以我才写文章讲这些。大家各摆观点，让社会来评论。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文化大革命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思想，大家都是在党的指引下，还打个你死我活。家里两夫妇还能够势不两立。

　　不受传统约束的一代“海归”

　　1984年，汤敏揣着100美元，扛着箱子就去了美国，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汤敏认为他们这一代是不受传统约束的一代人。

　　汤敏给这代人“定性”：不崇拜权威，自学能力强，有社会责任感，敢做敢当。很多人去国外上学，稀里糊涂地就去了，经历了艰苦的时期，但是大多数都闯过来了。所以这一批人有爆发力，一旦发现中国最容易发财，最容易做出点事的时候，就大批回来了。

　　“中国5000年来，现在是最容易发财，最容易做点事情的时候”，这是汤敏的判断，“有哪个国家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很多富人10年前、15年前都是穷光蛋。”

　　人物周刊：你对你这些年的回国经历怎么看，有没有过遗憾？

　　汤敏：没有。我觉得回国后学到了很多在国外没学到的东西。知识面比过去广多了。而且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工作的重要性应该比过去更大。我毕竟在国际组织工作，收入还是不差。一点都不后悔。

　　人物周刊：从你所处的经济领域来看，你认为国外最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是什么？

　　汤敏：国外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国外也有很多失败的经验，在经济学领域很难说哪个更重要。从目前来说，金融、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我们国家未来特别需要的领域，要向国外学习。

　　人物周刊：在你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什么差距吗？

　　汤敏：我觉得今天的现实比当年的抱负更好、更宽，在当年也不敢想那么多。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你领受过的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汤敏：有很多差距，最重要的集中在创造性学习和创造性思维上。西方先进的教育，是教你学习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灌输知识。国内教育，整体上缺乏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人物周刊：在你的专业领域之外，你还有哪些观察想表达出来，比如你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哪些地方是亟需改进的？

　　汤敏：在我专业之外，我都是业余的。没好好想过这个大题目。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