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制” 经济发展新动力

　　实施 “农民工市民制”可以弥补高增长动力不足的挑战，成为未来发展的主线

　　在过去30年，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主流的说法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搞对了激励。然而，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唯独中国取得了这样的经济成功？也有人将中国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认为中国除了规模大之外并无特别之处。

　　站在这样的时点，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是否已经耗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过去30年的驱动力何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我认为，中国过去的经济成功主要依靠了“四轮驱动”：

　　第一个轮子：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中国的成功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既大胆又有梯度地扩散和传导；二是对本国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第二个轮子：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用“休克”疗法；同时，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

　　第三个轮子：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作为最终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以及垄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低价征地，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第四个轮子：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四轮”的马力还足吗

　　现在的问题是：在今后的30年或更长时间里，这“四轮驱动”的效果会依然显著吗？我认为问题很严峻。

　　“对外开放”依然重要，但中国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小，而别人的防范越来越多。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依靠外需拉动增长已经走到了极限；“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的私有化”目前面对的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如垄断性行业的产权改革问题、能源要素价格、燃气水资源价格、医疗教育体制改革，等等，市场化已经越来越涉及到各方面的切身利益，很难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如今已经成为内需不足的主要障碍；“地方竞争”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该如何着手解决这些经济增长的障碍？

　　未来问题的龙头是什么

　　在这样的关键节点，如果只是出台一些“修补”性质的政策，例如家电下乡、鼓励人们花钱等，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我们需要像当年推出土地承包制那样，思考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制度突破。

　　那么首先要问：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答案是：内需不足。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收入2000多美元，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城市化的初期，为什么会有需求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几亿农民工加入工业化的过程后产生了巨大的产能，然而由于收入太低，他们没有产生有效的需求；此外还有产业结构的问题。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对第三产业产生不了需求，因此中国的第三产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再者，目前的劳动力价格没有包括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费用，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培养和教育后代，而工业对劳动力近乎掠夺性的压榨，致使廉价劳动力的供给阻碍了产业的进步。

　　怎么办？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统筹”的方向是对的，但以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流转作为切入点，我认为龙头和主线并没有找对。在亿万农民已经离开、正在离开、即将离开的农村兴建住宅和设施，而在他们已经进入、正在进入、即将进入的城市，却没有农民的立足之地，这是典型的资源逆向配置，是巨大的浪费。而城郊土地流转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在农民工没有享受市民的待遇之前，土地流转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将“农民工市民制”作为一系列举措的龙头和主线。这是一个长期的行动，但需要现在就开始启动。在国家层面上，需要把启动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城市差距的切入点放在“农民工市民制”这个行动纲要上，抓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30年，我们解决了农民的人身依附问题，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今后30年则要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问题。启动“农民工市民制”的计划，就要用全新的眼光看目前的格局。例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要成5倍成10倍地扩大，面积标准则要大大降低，不是90平方米，而是30、40平方米（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住房的标准也就是如此）。再例如，今后的城市规划不能再以大广场、大街道为特点了，否则第三产业如何发展？城市土地供给要大量增加，教育和培训方面需要国家的巨大投入，还包括计划生育问题，都在这个主线下一一解决，这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中国这30年的发展以经济改革带动全面改革，今后30年，则应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线。如果后30年的过渡完成得好，中国的前景依然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