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长江年度论坛暨长江年度人物颁奖礼 实录3 话题一: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企业新出路
主办:长江商学院 海南人民政府
时间:2008年1月9日
地点:海南.三亚
主持人:陈伟鸿长江商学院EMBA十三期学员、央视主持人
9:50-11:00
话题一: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企业新出路
主持人: 《第一财经日报》主编 秦朔
对话嘉宾:长江商学院教授 梅建平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祁斌
长江商学院教授 周春生
JP摩根亚洲区负责人 David Fernandez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区执行主任 Daisuke Kotegawa
秦朔:
如果过去几年里面,很多机遇形成了现在的危机,我想现在危机也可能变成我们未来发展的很多机遇。
作为企业家要倾听消费者的需求,只有优质供给才能激发消费者选择,对于中国来讲是长远的道路。
祁斌:
2008年如果概括是华尔街之殇,2009年是中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第一年:转型元年,是真正跨入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第一年。
华尔街危机产生要从直接分析原因来讲,一个是投资银行的基金转型,再一个就是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华尔街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实际上是人性的本身。
中国经济转型是早晚要来了,也就是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转型迫切性和时间表。除了大规模增加投资,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要靠资本之手。
周春生:
这次危机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银行在追求利润,实际上他们忽视金融机构就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恰恰金融机构在这次房地产持续牛市当中,放弃了对风险的起码剪切。
接下来需要调整原来累积供求关系的失衡,中国经济可能复苏的速度比西方慢一点,因为我们产业结构失衡方面的经验可能比西方更缺少一点。
David Fernandez:
贪婪确实是人的本性,贪婪驱动市场走的太远、走的太快,而人们没有看清楚这一动力的后果。过份的承受风险以及贪婪给全球金融体系和参与者带来很多的教训。
梅建平:
我们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金融创新过头,而是金融创新不够的问题。怎样更快发展我们的金融市场,使得我们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能把他们的钱投在各种各样金融产品上,能够取得更高的回报,是投资内需的根本之道。
中国金融界在这次危机当中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并不是我们很强,而是我们很弱,我们金融业只有通过市场化方法,才能成为中国发展的发动机。
小手川大助:
现在投资银行商业模式已经翻过,我们不得不回到非常传统银行业当中去。作为一种中介,把储蓄者和投资人联系起来,然后从中抽取一定量的利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有很大的投资,我觉得中国因此会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发动机。
赵东成:
韩国经济通过把增长和稳定平衡起来,在80年代实现了软着陆,这样在韩国即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而且也实现了国家社会民族化。
危机让我们调整了韩国微观经济的基础,使我们韩国这些企业都得到了改组,让我们意识到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
中国成为第一之后,有可能就会自大或者傲慢,希望中国能够在今天就开始做好准备,能够不仅仅在经济实体而且在精神都要为中国作为第一做好准备。
秦朔: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们这一轮讨论、聚焦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在这样的危机面前,最理想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我们财经媒体来讲,就是那句话讲,不好的消息但是会是好的新闻。但是我们内心经常觉得很不安,如果过去30年中国始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更多时候看到是许许多多的机遇。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面,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看到我们过去很多机遇效益在递减,而机遇风险压力在加大,这的确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台上嘉宾今天有中、日、韩三个方面的嘉宾,我首先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依次按照顺序,首先是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非常出名的一本书《伟大的博弈》,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畅销的,翻译者祁斌先生,接下来是著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梅建平先生,长江商学院的周春生,JP摩根亚洲区负责人大卫菲尔年德思先等一些领导。
秦朔:无论从美国还是国内来讲其实很不够,现在来看到很多机构、很多银行,在过去一些年里都犯过错误,包括花旗在一些事件里面的问题,他反反复复犯这个错误,这次把全世界拖进去了,这次请您跟我们分享。谢谢!
祁斌:长江年度论坛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和大家交流,主持人刚才问到华尔街为什么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主题是非常有意思的,对过去的2008年,我想到的是华尔街之殇,2009年是中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第一年:转型元年,是真正跨入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第一年。
这次华尔街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一个是美国的投行从原来比较保守的的业务模式变成了“对冲基金”。1998年一个对冲基金——长期资本垮台,带来了那一年华尔街的恐慌,十年后的今天,是五大投行转型成为五个对冲基金都垮了,对华尔街和世界的影响可想而知。第二个我讲过是美国市场上,“阳光下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证券化”,任何东西上午包装下午卖出去就是证券,这种创新的模式孕育了巨大的风险;再一个就是美国的信用体系在过去十几年中渐渐放松,乃至失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申请第一张信用卡要花半年的时间,八年之后,新来的留学生可以在第一个星期拿到五张信用卡。
华尔街为什么会不断地出现危机?我想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资本市场不仅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且是现代经济的锋刃,是最前沿的,它总是首先探索人类没有到达过的地方,例如九十年代的互联网,现在的衍生品,这相当于一艘船,开到了没有航标的地方是很容易翻船的。互联网公司的定价偏离了基本面,最后产生了泡沫,现在是衍生品,人类以前也没有尝试过,所以出问题是比较自然的。
第二,因为市场的参与者来参与的目的都是牟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违法,违法的利润是最大的,那么如果法律体系或者监管体系正好有一个漏洞肯定会被利用,这叫监管套利。套利的时候,就像蚂蚁在挖大坝上一个已有的漏洞,可能带来大坝的崩溃,但要是没有监管套利,监管者可能也很难发现这个漏洞。
第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性,《伟大的博弈》中曾说过,“华尔街过去所有的参与者,过去是既伟大又渺小、既伟大又卑贱、既自私又慷慨,他们都是,也永远是普通人”。华尔街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简单地回答,就是人性。
最近揭露出来的麦道夫骗局,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诈骗案之一,他用的竟然是最简单的方法,让世人非常震惊,而投资于他的基金的那些绝顶聪明的人,竟然相信他的基金能够每个月的回报都是正的,而且其中很多人事后承认,他们投资于麦道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麦道夫能够得到“内幕信息”。而我们都知道,利用内幕信息牟利是严重违法的。这只能用人性的弱点或“利令智昏”来解释了。
但是资本市场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的简单重复。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资本市场也是如此。例如,华尔街的第一个100年是没有信息披露制度的,正是随后出现危机,带来的制度的变革,才使得今天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披露信息。谢谢!
秦朔:我们全世界大众商品价格都上去了,我们有通胀压力,我们加息,您的观点更多是他的内幕,这次危机源于上次危机的重复,还有整个危机的重现。
周春生:刚才我们祁主任谈到华尔街危机,我觉得非常简单。第一个原因,华尔街危机第一次是源于人性,第二,人的非理性。这两个永远不可能重复,我们现在有危机未来还会再有危机。这次金融风暴有人说百年一遇,可能从程度来讲,我们这次程度是最严峻的。类似危机绝对不是百年一遇的,这就像我们可能听说,每年有人在澳门赌博倾家荡产,我相信过去一段还会出现类似情况。包括祁斌先生谈的创新等等各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把美国的金融危机变成中国的危机,这显然是不厚道推卸责任的说法。这次危机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银行在追求利润,实际上他们忽视金融机构最根本的一点,金融机构永远两个概念打交道:一个回报,一个风险。金融机构就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恰恰金融机构在这次房地产持续牛市当中,放弃了对风险的起码剪切,这也是大型产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其实跟中国没有很大原因。我们看这种联系,中国对美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同时中国也会受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你能够正确的利用,在全球化,只会对各个国家带来好处,而不是在主要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坏处。
秦朔:把机会交给大卫。
大卫:为什么我们屡次看到这样的危机重复出现呢?大家早上好,非常抱歉我只能用英文来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高兴看到长江商学院所召开的这一论坛,刚才见梅教授和周教授,我们以前就见过,我们是老朋友。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危机屡次出现,根据你前面所提的问题,看一下我们机构。我同意贪婪确实是人的本性,贪婪驱动市场走的太远、走的太快,而人们没有看清楚这一动力的后果。现在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和美联储都已经意识到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度,而且显得他们学习的速度非常的快。它是多年关注大萧条所带来的影响,而且是多年的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总结了他多年的经验快速的采取了行动,可以说,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美联储以及伯南克采取了行动,推动世界其他的央行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此在我展望未来的时候,我还是充满了一些希望。
今天早上发言人讲到说,可能经济的复苏需要几年的时间,我个人的看法,由于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这种积极的措施,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复苏要比人们预期的早,但是在这之后,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制度,尤其美国金融制度会有重大的变革,过份的承受风险以及贪婪给全球金融体系和参与者带来很多的教训。因此我个人比较乐观,可就今年的经济复苏会加快,我们还是能够从过去的事件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但是我们相信要调整全球的金融体系,可能还是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习速度慢的话,我们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秦朔:刚才樊纲教授讲到整个财务系统的重新改善、改良,也是最近罗琦提出来奥巴马要做的三件事:恢复重建还有储蓄财经系统的重构。梅教授几位都谈了他们的看法,但是我注意到您的观点是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不能误读他们一些教训。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更加保守,我们应该少一点开放,您的自身观点是说中国自身金融系统效率比较低,谈一下您的看法。
梅建平:我认为,情形上虽然很糟糕,但是应该没有那么悲观。实际上我们长江今天来了很多同学有些不是金融界,因此用一个简单比喻来说明一下美国华尔街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去年我们奶业有一个很大事件,就是所谓三鹿奶粉事件,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以次充好的问题。华尔街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华尔街三鹿奶粉的事件,因为次级贷把它包装起来,对我来说也是以次充好,然后高杠杆,实际上用相对来说风险很高的债务来代替成本金。
因此,很典型的就是不匹配的问题。实际上很原始的错误,华尔街走的是过份了,但是中国我认为我们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跟华尔街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金融创新过头,而是金融创新不够的问题。因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人口比较年轻的年龄结构,但是在快速老化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存在很多今后的养家,小孩上学然后退休的问题。但是,中国金融界长期资产都比较少,老百姓和日本六七十年代一样,很多钱存在银行里面,资本市场不是很发达。然后对于相对比较优良的资产,比如房地产和投资信托,这样比较好夫人金融产品我们都没有,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更快发展我们金融市场,使得我们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能把他们的钱投在各种各样金融产品上,能够取得更高的回报。为什么我们现在老百姓不敢花钱,实际上我们银行体系里面也有很多的资金,应该有几十万亿资金在银行里面存着。为什么老百姓不敢花钱,我们利率太低,我们没有什么回报,因此今后有那么多所谓的负债需要花钱的地方,你把它用很低利率积累起来就是一个负担。因此你只有提高我们广大投资者回报,储蓄才有可能降下来,也有可能才能拿钱来消费。因此我认为怎么样逐步提高我们银行利益,逐步提高我们老百姓回报,这是投资内需的根本之道。
秦朔:你觉得这种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还是不可以避免的呢?在你们金融组织当中得到什么教训呢?
小手川大助:我在90年代也经历过日本的金融危机,我也看到很多公司不幸破产。去年我也回日本去看,关于你刚才具体的问题,我是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这场危机来源究竟是什么?
我有一个老朋友也是金融时报上面一个著名记者,他曾经问过这个问题,还有美国不同的论坛上面,他们也是问我类似的问题。这场日本当时九十年代时候的金融危机,是不是也是因为世界贸易不平衡而发生的呢?其实,当时是毫无关联的,当时日本金融危机是由于资本流动的变动而造成的,从中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所谓投资银行的商业模式已经是过时和结束了,任何一家日本金融机构当时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的一周,还是不断买进他们一些产品,他们还不知晓。但是现在投资银行商业模式已经翻过这一页,我们不得不回到非常传统银行业当中去,就是说他们作为一种中介,就是把储蓄者和投资人联系起来,然后从中抽取一定量的利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银行业主要的供销,就是要把这些有条件的专业者、企业家,在他们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时候,让它们得到帮助使他们业务能够得到成功。而银行要使这些努力得到持续就是提供一些援助,当然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得到一些监管方面的压力。一开始银行必须要能够跟这些企业家还有创业者保持接触,要能够了解他们能够得到长期持续的成功,这就是银行当时发展起来的非常传统的业务模式。
第二,我基本上同意樊纲教授的说法,他提高了刚才金融危机发展的阶段,我觉得美国的金融危机,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其实不再会有像雷曼兄弟或者花旗这样让我们惊讶的事件了。但是欧洲的情况还并非如此,就像樊纲教授刚才所说,他说完全正确,似乎欧洲还拒绝承认它们已经遇到了向美国那样的危机,因此欧洲现在还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去纠正这个市场。在欧洲也有两大银行限额,可能接下去欧洲两大银行也是让我们遭受一些冲击的。美国明年夏季的期货市场其实是预示着房地产市场明年到谷底,我希望真的到谷底了。
秦朔:奥巴马上台会给美国几年之内指出一个方向,未来美国经济走向何方。那我们需要走向何方?请韩国专家来给我们说一下。
赵东成:机会永远是来自挑战之中的,我们觉得挑战也是给我们机遇,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谷底抽身。观察韩国过去一些年的发展,我们觉得危机其实对韩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同样历史在其他国家也是得到了重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韩国过去40年发展的历程,另外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者国际货币基金造成的危机。
在1973年的时候,当石油危机冲击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是取消了它们很多计划,但是韩国当时还是雄心勃勃进行了大量投资,它还是继续造船,发展它的钢铁业还有电子业,以及其他行业等等。这个时候韩国就是在赌博,不过我觉得这场赌博得到了很大回报。在1974年时候韩国经济非常健康,韩国1973年和1974年发展是最快的,每年速度达到14%。但是韩国在1978年的时候还想进一步投资,这个时候1979年来了第二场金融危机,这个时候韩国遭受重的打击。韩国政府把它的经济政策做了一个转变,原先纯粹集中于经济增长,后来即是增长又着重于稳定,也就是更加平衡的发展策略。韩国经济通过把增长和稳定平衡起来,在80年代实现了软着陆,这样在韩国即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而且也实现了国家社会民族化。
那场危机政府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发展了,那个时候大部分韩国公司都是进行了重要的改组,那些不盈利的企业业务必须要放弃,它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它们的生产率和盈利性,一些公司得到了成功改组就起飞了。像韩国那个时候一些大的集团公司,通过改组之后就发展成了一些全球规模的大型企业。我是觉得每一场危机,都是让我们韩国经济再向前进一步发展的机遇,现在又经历了这场危机,我相信这场危机也能够使韩国经济再有机会来促进它的发展。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就是双重的宏观调整,一个要增长再一个就是要稳定。第三个危机让我们调整了韩国微观经济的基础,使我们韩国这些企业都得到了改组,让我们意识到生产率提高重要性。第四场的危机,可能能够让我们克服最后的一重障碍,能够使我们韩国经济真正发展成为非常发达的经济。
美国经济可能缺乏一些道德的商业原则,比如说对它们客户还有它们的政策来说,韩国经济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韩国公司现在正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可能包括韩国这些公司的道德行为,还有它们的诚信。另外就是,现在对于韩国公司来说,它们道德正是可以改进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韩国公司抓住机会,提高它们诚信度、透明度的机会了。韩国人民、韩国公司应当意识到它们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要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如果能够做好的话,韩国经济就可能摆脱这场危机。
秦朔:其实我们剖析很多危机原因,每次危机都可能包含实现转型和朝着新方向发展的机遇。如果过去几年里面,很多机遇形成了现在的危机,我想现在危机也可能变成我们未来发展的很多机遇。接下来希望我们几位嘉宾,能够用比较简短的时间,来为中国如何为全球经济再调整,以及我们自身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该做哪些事情。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来给中国和中国企业建议。
现在很多人认为很多市场资金,很多成品通过证券化资本市场放大,所以对资本市场有很多的批评。您是资本市场的专家,是不是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我们未来往何处去。
祁斌:我们看待历史不应该看历史一个点,我们应该看历史一个趋势。刚才项兵教授讲到全球化,再没有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好的例子证明全球化到了怎样的程度。
我们大家不能够说经历这个金融危机是幸运的,但是确实是非凡的经历。1988年的时候,我在清华学物理学,那一年国际物理学界产生了一个混沌理论,用一个想象的,或是模拟的例子来描述,就是南美的亚马逊河领域有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结果在北美的德克萨斯引起了一场龙卷风。20年之后的2008年,这个蝴蝶效应在全球最大范围内显现出来了。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想讲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早晚要来了,也就是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转型的迫切性和时间表。中国经济成长到今年30年,战后全世界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大致都是30年的高增长,然后出现瓶颈,有这样一个大的循环。30年之后唯一出路就是转型,不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在1989年陷入危机之后,后来人们称做日本“失去的10年”,进入2009年之后就是失落的20年,还看不到什么希望。
转型成功和不成功的最大的决定因素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能力”,是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日本的财政大臣07年访问证监会时说,日本经济在高速发展后突然归于沉寂,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金融体系缺乏弹性,资本市场不发达。
今天我们怎样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政府之手,通过经济刺激计划,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增长;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效地利用资本之手。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70年代通过资本之手推动硅谷崛起,推动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和产业的出现,就是依靠资本市场的发现、筛选和推动。
讲到未来,我们2008年初,推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有对未来十几年资本市场的规划和展望。这本书出来之后,有一个日本的证券公司非常主动,他们翻译成了日文,打算在日本出版,想请我去给他们讲一讲中国市场。我问他们会不会有人听,他们说日本的机构投资者,他们都非常踊跃。这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市场现在的信心是比较低的。他们告诉我,日本的投资者想来想去,现在终于想明白了,美国是不能再去了,出了这么大的事;俄罗斯是看不清楚的,一会儿跟格鲁吉亚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和乌克兰打起来了,还是挺乱的;非洲是不敢去的,去了可能会被绑架;日本自己的市场过去十几年中,共同基金缩水了95%。所以,想来想去,还是中国。他们相信,未来十年,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市场是中国市场。所以我对中国转型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秦朔:下面请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有请:
周春生:我说一下关于中国企业出炉的问题。我觉得中国这次应对经济危机,我总觉得在经济危机方面,升温比降温要难,提升经济比压缩经济好,控制经济过热肯定更困难,尤其对中国政府而言。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其实我们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尽管政府采取很多应急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将来产生什么效果,我觉得我们没有做很多研究,这是我们未来经济调整相对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消息是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包括中国的经济危机,人民已经有心理恐慌,心理逐渐的稳定,尽管信心没有逐渐恢复,但是恐慌心理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从未来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在短时间内经济自由式的下滑,看到全球也有类似情况,一些物价在短时间内的跌幅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现在世界上大众商品的跌幅已经远远超过了股票,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经济危机到来的恐慌,另外一个就是企业面对危机时候对库存进行大的调整。存货调整我认为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接下来需要调整是原来累积供求关系的失衡,比如说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这些情况调整所需要时间长一点。从刚才樊纲教授谈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经济可能复苏的速度比西方慢一点,因为我们产业结构失衡方面的经验可能比西方更缺少一点,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发源地是美国,我个人也觉得我们实体经济已经接近,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有人说是什么型的?我觉得应该是对钩型的,我们在2009年会看到一个复苏的过程,这一点我们有信心的。我们中央政府一直忽悠拉动内需,我觉得我们企业刚才大家谈的怎么样在中国做内需,我们中国出口转内销,好像内销不是那么好的,我们现在出口不能放弃,同时我们企业到了调整的时候,怎么样做好中国市场这块文章,我觉得显得越来越重要。
秦朔:接下来几位因为时间关系每人只有一两句话了。
大卫:我想谈一下中国不要从这里面吸取什么教训,而且我觉得在中国不要做什么。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由于美国现在需求放缓,可以说,中国现在也受到了很重的伤害,但是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一个机会。要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在美国一些所谓的聪慧人,比如说JP摩根的员工,他们恐怕会转型成我们传统类型的银行家了,对于诸位来讲都是好消息,所以我要向大家祝贺大家更要走出去。
梅建平:我很同意刚才周教授的观点,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三鹿奶粉事件,使得中国乳业受到火与血的洗礼,我希望中国金融界也利用这次机遇。因为中国金融界在这次危机当中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并不是我们很强,而是我们很弱,我们是生在鸟笼里面的金融行业,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金融业真正正确摆脱危机状况,真正通过市场化方法,使它成为中国发展的发动机。
小手川大助:首先我觉得中国她有一个优势,由于她之前已经有两个很糟的例子,一个日本出的错,一个是美国出的错,都可以供中国借鉴,大家有一些教训可以借鉴可以避免走一些错误的老路。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有很大的投资,我觉得中国因此会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发动机,对于很多企业来讲都是有很大赚钱的机会。再一个在1992年的时候,日本开始泡沫破灭了,当时有一个35岁的年轻人,建立一个公寓开发公司,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但是短短十年它的公司就上市了,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因为他利用当时低利率,然后专门收购市中心土地和公寓,所以他之后获益非常之多。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下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中国可以借机,能够更注意国内需求,以内需拉动发展。在这个领域,刚才樊纲先生已经指出,由政府来刺激消费恐怕没有多大的效果,在日本我们通过佳能推出数码相机恐怕刺激消费更多,关键我们发现消费者要想买什么东西?如果他们想买什么东西,他们不需要什么政府的支持鼓励,也能够进行采购了。
赵东成:我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当中,我是对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而且非常信任我们的朋友们。大概在十年前,没谁会谈到中国会成为经济大国,但是在过去几年当中,很多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说中国经济,他们当时还说中国经济赶不上美国经济。但是我认为,而且我现在更加坚信,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20年内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中国大概只需要十年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回答问题就是中国成为第一之后,中国有可能就会自大或者傲慢,就有点像美国,在苏联1990年刚刚解体得那样,就导致了9.11。美国政治的这种傲慢,就是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今天的经济危机,恐怕也是美国经济傲慢所带来的结果。因此我是希望中国能够在今天就开始做好准备,能够不仅仅在经济实体而且在精神都要为中国作为第一做好准备。
秦朔:正如我们最后所讲的,作为企业家要倾听消费者的需求,只有优质供给才能激发消费者选择,对于中国来讲是长远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我们长江学子的努力。谢谢大家,也谢谢台上的嘉宾。下面把时间交给陈伟鸿。
(原版文字实录内容为速记内容,可能存在录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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