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第四季度至今，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急转而下，增长速度出现多年少见的大幅回落。对此，中央政府采取扩张性政策，先后出台４万亿元刺激计划和调整振兴十大产业规划，试图以加大投资的方式立竿见影地使经济走出低谷，早日实现复苏。

　　这项以刺激需求为核心的拯救经济的政策主张，引起经济界、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深入思考。

　　正值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

　　要分清经济学的长期和短期分析框架

　　记者：这次政府采取了增加信贷、扩大需求的办法，拯救经济。您预计我们会在何时走出萧条？

　　吴敬琏：不知道，我没办法算命。

　　记者：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显然能够达到保增长的目的，至少可以“应急”，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是短期政策。

　　吴敬琏：确实是短期政策。在一国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这套刺激需求的办法曾被各国政府所采用，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运用，努力保持宏观经济不至于崩盘。

　　但是凯恩斯主义也有它的局限性。如“三驾马车”理论，运用这一理论逻辑分析中国经济，认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中，投资和出口都不行了，经济增长就只有靠内需、靠消费。我认为这种分析框架是不合适的，是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拿来应对长期性问题。按照短期分析框架的逻辑，就会认为只要政府能够用大量的资金投入，就能够解决当前的危机，达到长期的稳定增长。这种想法值得商榷。

　　记者：这样做的结果会怎样？

　　吴敬琏：有可能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局面，就是Ｗ型。短期看，经济能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解决不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增长方式问题，结果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这不是一个好的走势，一定要避免出现。

　　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

　　记者：短期方法和长期问题的关系会让人想到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界定。在这次关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现在是国家干预主义在主导经济政策；也有人将中国危机的原因归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觉得政府在过多地干预宏观经济运行。您怎么看？

　　吴敬琏：如果把宏观调控说成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这是误读。这也正是讨论同一个问题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也就是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对于经济运行而言，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控制总量是必要的。但有时在讨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也说成是宏观调控，结果往往是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要坚决制止的。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

　　吴敬琏：这需要从历史上考察。

　　在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经历过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

　　１７７６年亚当·斯密在其出版的《国富论》中，抨击重商主义时代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确立。

　　然而，从１９世纪后期开始，潮流向相反方向转变，发达国家政府规制经济的活动开始增加。整个２０世纪上半叶，政府权力日益扩大。

　　强化政府职能的趋势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此后风向倒转过来。中国、苏联、东欧各国计划经济体制弊病暴露无遗，纷纷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强化市场的改革，政府作用也随之被重新审视和端正。西方世界上世纪７０年代遭遇“滞胀”之后，英国和美国实行了解除管制和削弱政府经济作用的政策。一时间，新自由主义成为时尚。苏东剧变后，许多人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崩溃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已经按照全面向市场倾斜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然而人们很快地发现，历史并未终结，政府与市场的冲突只是改变了形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不绝于耳。２００７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两种学术派别的争论更大大升温，对于应对危机的政策也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在我看来，这两个学派的争论，是在自由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哪一个学派主张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去。

　　所以，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而不能笼统地讲哪一派在“主导”政策。

　　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记者：既然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不适合用在长期问题上，那么，您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或根本问题是什么？

　　吴敬琏：主要是中国经济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外部失衡，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

　　这种格局的形成，是我们长期以来采取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或称经济发展方式所致。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即是靠高额资源投入，特别是高额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西方国家在１８世纪后期到１９世纪后期的早期工业化阶段也采取过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但在１９世纪末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后就放弃了。马克思曾指出过，西方国家这种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大众消费不足，但斯大林却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化道路。中国引进了这种模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用资源投入驱动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记者：但这种模式下的高增长维持了多年，并未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吴敬琏：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内需的不足。即将一部分国内高储蓄率所形成的剩余以出超的形式输出到西方国家，支持本国的高速增长。

　　在我看来，正是我们的出口导向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使得中国成为美国金融资产的重要承接国之一。在这轮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和置身其外，中国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加大，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的危险增大，莫不与此相关。

　　记者：所以，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那么，当务之急是什么？

　　吴敬琏：刚才我讲过，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呢？政府能够长期大量地投入，使得消费增加、需求增加吗？这是不可能的。从长期看，主要是一次分配，即根据各种要素投入状况取得的收入，才能改善需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现在的情况是大量的中低收入者无力消费、不敢消费。启动消费首先要增加收入，收入是从生产来的，这样就有必要从生产函数着眼调整分配格局，提高劳动和知识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比重，因为投资增加的收入大部分都到了政府和企业的口袋里，对增加私人消费作用有限。

　　从长远看，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外贸、投资方式等等，都需要加快实现转型。

　　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调控只能达到稳住大局的目的，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由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转变到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发展。

　　“十一五”规划已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途径包括：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发展先进制造业，即“服务化”的制造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当务之急，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