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大唐盛世的催化剂

　　投资者报(记者赵杰)诗圣杜甫有一首《忆昔》再现了唐朝全盛时期的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在中国古代史上，每一次盛世的开启都伴随着一次制度的变迁，其中，后世广为人知的租庸调制恰恰推开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两扇门。

　　为民制产

　　公元618年，借助隋末农民起义，隋朝太原留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随后李渊和其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

　　隋末唐初之际，北方残破，“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隋时有民户890万户，唐初仅有300多万户；人口亦有大量流移或死亡。是以唐初建国，首要任务是收拾残局，使流亡人口重新安置在土地上，以恢复生产，故唐初的土地分配制度承北魏旧制而行均田制。

　　唐高祖李渊规定，一个男丁成年时，可分百亩田地，直到60岁时，将其中80亩交还官府，留下20亩养老。由于土地以后要交还，不能私自买卖，此前豪强兼并土地的现象就不会发生。

　　均田制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均田令开始，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到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废弛，前后实施约300年。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公元619年李渊初定租庸调制：“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公元624年，又重新颁布租庸调细法：“每丁岁粟二石，调则随乡所产绫、绢各二丈。……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

　　简言之，租是田租，调是人头税，庸是指纳绢（或布）代役。租庸调的课税以人丁为本，按丁受田，按田征税，体现了为民制产，其基本精神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一税制的最大特点是“庸”的设置。农民可通过纳绢或布代服徭役，保证了生产时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政府的赋税收入得以保障。

　　租庸调制为后世所称道的原因很多，最主要是在其轻徭薄赋。税率方面，租庸调亦较前朝为轻。如二十日的庸，亦低于汉朝三十日之力役，户调二丈，较晋朝之户调少六倍。

　　由于三种税制轻税明项，在征收时，官吏就不能随便加征，避免营私舞弊。但这一税制实行的前提是要造户籍账册，按户口分田。

　　当时户籍分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户籍每年登记一次，每三年重新造一次，户口的变动，田地分发、退还，都要详细登记，以待来年分配田地。所以租庸调制，是“轻了农家，劳了官家”。

　　正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唐朝农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唐初，不课盐、无茶税、无酒禁，而国库还是逐渐充实。

　　此后，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以及唐玄宗统治前期，继续奖励生产，励精图治。中国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持续发展和繁盛时期——“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代。

　　租庸调制不因增加生产而增税，也不因怠耕而减其租，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不因勤劳而加重力役，不以游惰而减其庸，有利于农民附着土地，调动生产积极性。

　　租庸调制下的农民，其生活宽舒安恬，盛唐时代的富足太平，决非偶然。

　　兴也均田，衰也均田

　　租庸调制在唐朝施行了约160年，至唐玄宗期间仍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是，随着后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造成了均田制施行的基础——土地国有被破坏，租庸调制至唐朝中叶（建中元年）被废弛。

　　租庸调被破坏源于均田制被破坏，唐代人口不断增加，到后来政府已无足够土地实行均田制。领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负担不起，唯有逃亡。

　　唐中叶后，土地兼并重，均田令虽禁止买卖田地，但经批准，田地仍可转让，使免课户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课户仍要纳租庸调，在无法负担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逃亡。

　　租庸调以户为本，但连续九年的安史之乱，激化了土地的变异和人口流移，使唐室能掌握的户籍，只三分之一。

　　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年～公元779年）均田制已无法继续实行。唐德宗建中元年，朝廷采用宰相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需要一提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对上级命令的懈怠，唐玄宗开元11年, 开始设置租庸使专门管理和负责催征租庸调税，其主要职责包括催征赋税、勘核、军事事务以及总掌三司大权，至后唐时期，权力一度达到顶峰。唐租庸使前后设立了5次，每次置废原因不尽一致，也决定了各阶段租庸使的职能不尽相同。

　　租庸调是由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这也造成了中央政府监督地方的成本要大得多，由于后期唐朝宫廷奢侈之风渐浓，官吏数量也从贞观年间的“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二而已”增至“一万八千八百五员”，导致官俸支出巨增，从而使面临破产的唐中央财政支付不起如此高昂的监督执行成本。

　　两税法由实物租税制度渐转变为货币租税制度，废除过去以征收粟帛等实物为主的办法而改为以征收钱币为主。其制度简捷明白，在户籍失修，人口变动极大的时期，不失为一种简便可行的赋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