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保函护航民企“走出去”

　　中资银行地位提升获得的更优惠海外金融资源 如何转化为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曾航 杭州、上海报道

　　“国家一直强调鼓励企业走出去，然而一些金融管制政策，却极大地束缚了我们。”在非洲闯荡多年的徐天江抱怨道。

　　徐是浙江嘉利珂钴镍材料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尽管他的企业在国内有数目可观的实物及现金资产，但根据现有的外汇管制规定，国内公司在短期内无法汇出足够的资金。

　　不过，根据本报的调查，中资银行出于市场利益考量，在涉外业务里自发形成的一些金融创新，或许会解决徐天江们面临的这一困难。

　　金融危机的到来明显提升了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地位，使中资银行获得了更优惠的金融资源。比如，国外客户纷纷将存款转至中资银行，海外合作银行给予中国国有银行的信用评级通常也都相当于中国的主权评级。

　　如果这些优势能转化为提供给海外中国企业的服务，将有效推动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步伐。同时，快速发展的中资银行海外业务，也将在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民企海外投资的作用。

　　3月16日，新制定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门槛，1亿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限由商务部下放到省级主管部门。

　　“对于渴望赴海外投资的民营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浙江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张汉东表示，企业赴海外投资审批的行政效率将大大提高，而在过去，企业需要经过县、市、省、中央各级上报，成本很高。他同时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民企为代表的众多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势必更加活跃。

　　价值千金的融资保函

　　在07、08年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最为繁荣的时候，大批中国商人涌入刚果。当地的马上跑满了中国产的红岩、斯太尔等重型卡车，满载着当地储量丰富的铜、钴矿石源源不断地驶向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然后装船运回国内。

　　但棘手的问题很快出现，按照非洲人的规矩，从买矿到船运，都必须以美元现金支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地根本没有银行体系可言。没有美元现金，什么都不要谈。”徐天江说。

　　但因为非洲当地无法提供任何正规的交易单据，出于国内外汇管制的规定，徐的企业无法从国内汇出一分钱。

　　与此同时，由于非洲业务处于草创阶段，企业信用记录缺失，抵押资产的缺乏，嘉利珂很难从当地的银行，甚至在当地开设分行的中资银行，贷得款项。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07年的一天，一个10多人的考察小组飞赴非洲考察——这是一个受建行总行委托，由浙江省建行国际业务部负责实施的金融创新项目。

　　徐天江说，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国内考察团。在此之前，中国企业赴海外的考察基本都是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经验，而现在，这个考察团却花了大量时间考察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生存状态。

　　“我认为，这是一种质的飞跃。”徐天江说，这样的评价来自于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考察团的负责人之一，浙江省建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梁东红在接触了几家在当地开矿的中国企业后，感触颇深，这些企业的市场前景良好，但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梁东红当即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把国内资产有效运用到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做好配套服务？”

　　嘉利珂成为了第一个试点。

　　徐天江发现，此后每隔两个星期浙江建行就会和建行约翰内斯堡分行及当地中国企业进行沟通，详细了解企业的需求。

　　此后，梁东红们制定了一套在国内相当超前的方案，“我们是在不违反国家外汇管制等规定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信用证等金融手段，达到服务企业的目的。”

　　在嘉利珂完成非洲矿产项目的前期考察后，浙江建行随即调用嘉利珂在国内的信用额度开具一份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给嘉利珂在南非的子公司，后者在收到信用证后可以凭此前往建行约翰内斯堡分行申请贷款。

　　货物装船后，所有的单证都通过航空信件邮寄回国。此时，船还在海上漂泊，按照该航线的周期，通常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国内。

　　但浙江建行在收到单证后马上指定第三方银行付美元给南非建行，并约定在信用证到期后偿付第三方银行的款项。3个月之后，在信用证到期时，浙江建行收到嘉利珂（中国）偿付的人民币货款，浙江建行随即付款给第三方合作银行。

　　此时，人民币汇率正一路飙升，延迟一个月付汇，就相差0.5%—0.7%的利率。“对于企业来说，光是利率节约一年就节省600—700万人民币。”浙江建行国际业务部的总经理刘雁群说。

　　“现在的企业走出去都是有档次的，和过去海外华侨开个餐馆、洗衣店有着本质的区别。”刘雁群深有感触地说道。

　　他表示，以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为例，民企的对外投资已经从简单的办贸易公司和设办事处转变为境外加工、境外研发、境外营销。

　　但刘雁群很快发现，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民营企业，在赴海外投资的初级阶段，也非常难以立足。

　　给他留下深刻影响的一个案例是，温州一家颇有实力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冠盛集团在美国的立足过程。

　　冠盛刚刚开始在美国拓展业务时，在当地的信用记录为零。当时，建设银行将冠盛委托给了自己在当地的合作银行——美联银行。

　　然而，没有信用记录的冠盛很快被美联银行质疑有洗钱的嫌疑，并拒绝开户。在美国，银行对新客户的考核非常严格。在收到了浙江建行开取的保函后，美联银行才接受冠盛的开户。

　　“企业在到海外发展初期，是非常困难的，中资银行一个小小的保函，说不定就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刘雁群这么说的时候，建行已经在海外有1000多家合作银行。

　　中资银行海外业务不断壮大

　　刘雁群表示，在建行上市前后，海外中资银行的地位急剧上升。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国外代理行给我们的授信额度是很大的。通常一家银行就给我们的授信几十亿到100亿美金。当我们指定代理行代付款项时，对方通常都非常乐意，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雁群表示。

　　在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排名前三。而排在首位的工行的市值已经相当于9个花旗银行。

　　去年三季报显示，截至2008年9月30日，工行、建行、中行的总资产分别为13800亿美元、10770亿美元、97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一批银行。

　　根据刘雁群的观察，金融机构跟随工商企业走出去，已经是经济全球化中的普遍现象，刘雁群举例说，在中国开办分支机构的日本银行，客户群体基本都是日资企业，就是这一趋势的一个表现。

　　而在和企业一起“走出去”过程中，中资银行也壮大了自己的业务。

　　“我们这几年国际业务发展尤其快。03年国际业务结算量仅为48亿美元，而08年就达到288个亿美元，短短5年增长了6倍。”刘雁群说。

　　近年来，中国的各大国有银行相继在海外开设了多个分行。

　　改革和体制性障碍并存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宝贵的资源还有待大力开发。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企业在跨境生产的过程中，资金的流动和商品的流动日益频繁，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目前，中资银行的金融服务仍然远远滞后于实体企业的海外投资，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很多方面中资银行还是大有可为的，他们需要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梅新育表示。

　　然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则预计，这些国有金融机构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创新突破。

　　浙江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张汉东则表示，目前国内金融领域的垄断色彩仍然较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个人并不看好现有的金融体系能在实体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配套上有多大作为，根据他的调研，许多国有银行的海外业务仍然显得僵硬、落后，无法满足浙江企业日益高涨的海外投资需求。

　　他同时预言，如果国内的金融体制不进一步改革，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并随之走出去，民企海外投资的配套金融服务很难在根本上得到满足。

　　不过，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银行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海外业务的创新步伐。

　　刘雁群表示，浙江建行为客户提供的一系列增值服务，其直接收益仅为开证手续费，然而整个服务过程却是相当复杂的。相比之下，浙江建行更加看重长远的收益，例如客户的人民币贷款业务。“我们需要这样的服务防止客户被其它银行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