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下的“国进民退”

　　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在振兴经济的背景下，“国进民退”正在中国不同行业上演。在国有垄断比较集中的行业里，最早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航空业，目前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灭。川航并购了鹰联航空，奥凯已经停航，中航试图收购的东星航空陷入停运，命运未卜。

在民营资本异军突起的钢铁业，宝钢集团收购了宁波钢铁，山东钢铁集团招安了日照钢铁。随着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出台，“国进民退”成为浪潮，这确实令人担忧。“国进民退”是行政干预和国有垄断的强化，这曾经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攻坚的堡垒，并在上世纪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实现“国退民进”。但是，随着经济的回落，在“保八”的政策目标下，受益于银行的强制性放贷，多数贷款流向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并展开了大规模并购活动。

　　这一现象除了与经济回落刺激凯恩斯主义高涨有关外，还与美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西方金融机构国有化浪潮以及自由市场观念在全球范围内遭受质疑有关。中国的资本管制避免了金融危机的传染并庆幸金融机构国有化所构成的防护，这让中国的政府部门重新迷信国有化与管制，这显然是对当前这场危机的错误解读。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并非是市场本身，而是美联储实施的凯恩斯式的利率刺激政策以及监管机构的不作为，应该是政府(或监管机构)的利率干预(越位)和监管不作为造成的，而非自由市场本身担当主要责任。其次，美国政府向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或汽车公司注资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拯救行为，而不能借此认为美国有国有化趋势。在美国，即使这种暂时的拯救行动也遭到国会反对，并被要求制定退出机制。

　　中国必须认清自身经济所存在的本质问题，即过多的行政管制和干预造成缺乏有活力的民间部门，导致经济长期依靠政府投资以及政策支持下的出口，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便是目前大力推进转型的前提。转型的基础就是破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以及对某些行业的国有垄断。

　　另外一个导致迷信国有化的因素是，在过去几年，国企利润的增速和规模急速上涨，进而造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经过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强有力的市场主体。事实上，这是一种在持续的经济过热与通胀条件下形成的假象，与包括资源和能源在内的要素价格以及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有关，而这些正是国有企业垄断的主要领域，具有很强的市场周期性，与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无关。但要素价格改革(恢复性上涨)所带来的利润掩盖了企业的效率，并诱惑地方政府强化这些领域的垄断程度。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转型就是放开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干预，打破国有垄断，构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在保增长的目标下，地方政府显然更乐于加强在其主导下的固定投资以及对上游行业的控制，尽管这可能较为容易的实现保增长的目标，但是，却不利于就业，因为中小企业提供了90%以上的就业。作为一个延续老路的选择，“国进民退”的行为需要政府及时扭转，只有继续推进改革才能化解中国发展的终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