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辰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关于银行业监管的答问赢得了国内外金融界、学界、企业界的热烈掌声,他提醒的是一个熟视无睹的现象,那就是全世界都认为理所当然的银行业的高杠杆率——用8%的钱做100%的生意。
中国清醒认识到高杠杆率是缺陷
提问:5—10年前,中国的银行是全球最不好的银行之一。刚才刘主席说希望中国的银行达到3个全球最好,这实在是很大的改变。那么,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头脑清醒,没有跟着其他银行随波逐流。
刘明康: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从成立的第一天就清醒地认识到银行类金融机构本身的缺陷和属性,这个缺陷就是高杠杆率。这类企业是高杠杆的,资本充足率到了8%,到了10%左右的时候仍然是高杠杆的,更不要说欧美的趋势,把银行业的市场和资本市场中间的隔火墙给拉开了,拉开了以后资本的质量大大下降,资本金本来就只有10%,它的质量又不够了,最低标准都保证不住了——其资本金的来源就是在动荡的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和其他的募集资本,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所有银行在高杠杆率情况下不去抓存款,因此资金来源是不稳定的。所以,高杠杆率带来的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我们监管者心里必须永远的记住,任何时候头脑必须清醒,这样的机构产品必须要监管,市场必须要监管,这是不可以靠自律的。
第三,银行业是一个和交易对手、资金来源者和投资者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一个行业——银行拿了大家的存款并没有适时披露所有经营信息和风险信息。过去如此,巴塞尔第一协议出来1988年是如此,第二协议出来的时候仍然如此,今后也是如此。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者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对银行实施持续、有效地监管。
第四,所有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国际上公认的监管模式和有效地监管框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国家的银行业监管者认为激励约束机制不是它们的事情,这是极端错误的。由于如此,所以发多少奖金,怎么发奖金,这些奖金发下去刺激他干什么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审慎、有效、持续地监管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生命线。通过与银行业不断地沟通、互动和交流,在中国银行业,这些想法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从上到下都在教育员工,我们每天都在走钢丝,每天都很大风险,我们的社会责任无比重大。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讲究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
金融危机
监管者要小心的五件事
刘明康:我想给大家放一个PPT,来看看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为什么会犯错误?我想最重要的是五件事情,作为监管者脑子一定要清楚。
第一条,在银行业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一定要有一个隔火墙,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为银行发展服务,也要充分利用银行业的业务为资本市场丰富内容,这毫无争议。但资本市场和银行业的运作必须有隔火墙,资本金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资产和负债的运作以及表内、表外的运作必须要有隔火墙。
第二条,很多监管者说我们不管产品,产品是银行出来的,你不管产品就管不住风险。市场、产品和机构都必须进行监管。
第三条,永远不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过高的拉高杠杆率进行经营和操作。
第四条,银行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要有恰当的监管——不是去管总量,应该管激励约束的基础是不是科学,有没有把风险抵扣后的回报作为真正的评判激励的基础。如果不是这样,激励约束基础就要推翻重来。
第五条,危机出现的时候,危机的管理最害怕的是三件事:第一,没有一个通盘、宽阔的视野,今天不是投资银行的问题解决了就天下太平了,我们还有私人股本基金公司PE,还有商业银行,还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再保险公司,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第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三,最大的忌讳就是不讲顺序,同样是好的措施,孰先孰后非常讲究,危机处理非常讲究顺序。同样是好的措施,次序颠倒就事倍功半。银行的监管要有效、持续,而且必须是坚强的。
当然,也必须是有选择的,高风险高监管、低风险低监管,没有风险不要去麻烦人家,这是我们的哲学。
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一个预警系统
提问:现在离4月初的G20峰会已经很近了。有很多讨论关心系统性风险。我想请您评论一下银监会怎么看全球系统风险防范体制?我指的是在中国银行业和在全球的系统风险。
刘明康:系统性风险对监管者来讲是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预警系统,这个预警系统要能够观察到每个市场参与者的风险位置。另外,也必须判断它遇到的困难是清偿性的问题还是流动性的问题。
在中国,如果金融机构特别是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遇到流动性的问题,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给出判断,然后人民银行会给予及时的支持,帮助度过难关。如果是一个清偿性的问题,接下来要看是单个性的金融风险还是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如果判断是单个性的金融风险,我们不会鼓励道德风险,就让它在市场上退出或者破产,在这里没有护航制度。但如果清偿性的风险一旦涉及到系统风险,也就是存在大量连行拆借和代理行往来的时候,就比较慎重,就要想办法,比如说用重组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使其不会简单地倒闭。
监管者必须有持衡的观点和准确地判断,到底是流动性还是清偿性,清偿性下面再分系统性和单体的风险,这样处置的方式方法必须是持续,而不应该有飘浮,不是说今天可以救“两房”,明年可以不救雷曼兄弟公司,后天又可以救AIG,哪一天救和不救,在中国必须要有规则,我认为这是监管者的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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