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G20峰会主导力量仍是欧美”

　　“伦敦G20峰会主导力量仍是欧美”

　　G20金融峰会将于4月2日在伦敦举行。3月26日英国首相布朗否认G20峰会将无法达成共识的传言，强调各国已达成多项共识。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则声称：即将召开的G20峰会是一次决定成败的会议。

　　嘉 宾

　　吴晓灵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谭雅玲　　中国国际关系协会常务理事

　　王国兴　　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常务副主任

　　徐明棋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主持人　　宋金波

　　《理财一周报》编辑

　　要突破华盛顿框架很难

　　主持人：华盛顿G20峰会前，谭雅玲女士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曾表示不要对G20峰会抱过高期望。本次峰会呢？

　　谭雅玲：现在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增资的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但在增资之后大家的话语权怎么分摊，增资之后怎么用，还没有落地，没有结果。因此我觉得，要突破上次G20峰会形成的框架可能很难。当然中国提出了很多主张，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呼应，像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四国反应都比较强烈。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议主导力量还是在美国和欧洲。

　　即使有深入讨论，也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会有什么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听谁的啊？都会说自己有理。这次G20峰会之前，美联储又是买3000亿美元债券，又是购入有毒资产，美国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在说它有问题，它的问题大得很，在做舆论铺垫呢。

　　结果可能会令我们失望

　　主持人：如何解读本次峰会议题？

　　徐明棋：对伦敦峰会，我们寄予厚望，但结果可能会令我们失望。本次会议的前两个议题，一个是树立信心，刺激经济；再一个就是防止保护主义。实际上，上次华盛顿峰会上已经达成共识，这次只不过是要各国领导人重申一下。三个其他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改革IMF、世界银行，以及监管问题上，到现在都没有达成共识。最关键的问题是，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这个问题，已经被发达国家逐渐引向歧途，因此很难获得真正的成果。

　　王国兴：我认为五个议题中比较急迫的可能是前两个。华盛顿峰会以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经济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华盛顿峰会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近的数据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和日本的出口的数据急剧下降，外贸顺差也是急剧萎缩。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逆差跌到了六年来最低，这对于纠正全球经济不平衡不失为好消息，但在目前危机的背景下，这些数据表明美、中、日这三个大经济体都在出问题，而且下行风险进一步在加大；中日两国的外汇储备增量必将出现大幅度萎缩，未来甚至不排除出现负增长的可能。过去一年里中、日、英是美国国债三大持有者，最新统计，中国在这一年里增持比例超过50%， 日本增持的比例接近8%，而英国是减持了17%的美国国债，如果今年中日两国外汇储备没有新的增量，找不到有人补这个缺口，美国国债发行肯定会遇到很大困难，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也会受到影响。G20应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第二个，要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华盛顿G20峰会以来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正迅速蔓延，采取这些措施的，包括G20不少的成员国。所以我觉得伦敦峰会能不能在反对保护主义上有所作为，是其区别于华盛顿峰会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关键要扩大CDS清算范围

　　主持人：对本次峰会，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建议呢？

　　吴晓灵：G20峰会最大的效果可能是，20个领袖向全世界宣誓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上，我们要协调，要合作。但是由于对很多问题有重大的分歧，也不要指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具体的成果。既然是这样，我有几条建议。一个是当前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让世界的金融体系稳定下来，其关键在于要扩大CDS（编者注：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到期合约，是美国一种相当普遍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清算范围，只有CDS这个大窟窿的底见到了，各个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才能够调整到位，只有资产负债表调整到位了，才能恢复金融机构之间的信贷往来、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信贷往来。现在是中央银行走到了最前列，整个经济是转不起来了，这是短期措施。中长期来说，如果没有新的技术突破，世界经济想走出低迷的状况是不太容易的，我认为起码需要三至五年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状况是全球化和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客观结果，而全球化格局的改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变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期的问题。技术的突破需要时间，全球化格局的改变和货币体系的完善也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第一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宏观经济的监督，对其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要有所约束，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其监管机构应承担更多的保护全球投资人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保护这些跨国投资机构母国的权利。第二，金融业要回归实体经济本位，这次出问题除了宏观经济层面上的原因以外，还有金融业自身的原因，金融业偏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金融机构不应该出售也不应该购买无法了解基础产品的衍生产品，所谓基础产品，就是为实体经济中的市场参与者融通资金和锁定价格风险的产品，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点，有多少监管力量也无法监管，这是让金融业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是改变现有金融秩序的一个关键所在。第三，监管当局应当严格控制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除纯经济业务和决算业务外，所有的业务均应有资本约束，要加强场外市场交易的监管，要加强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第四，要加强国际合作，完善财经规则，各国均应该遵守并接受监督，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应加强对各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监督，这是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汇率是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不能舍本求末，颠倒因果。

　　现在扭转货币格局不现实

　　主持人：在G20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文，倡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奥巴马一改美国总统讲话不涉及汇率的惯例，24日做出实时回应，指美元目前格外强劲，没有必要建立全球货币。这个议题会在G20峰会继续吗？

　　谭雅玲：这等于推翻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了。但这样一个分量的改革如果没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支持，很难成。这个世界的规则，包括这些规则的主导者，美国都对其产生着最大影响。从现在看，美元已经有了所谓的超主权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当然还是会维护美元的地位。这些改革的呼声能不能讨论是一回事，即便讨论了，也不会有结论。

　　准货币的概念已经有了，就是SDR (编者注：Special Drawing Rights即“特别提款权”）。当然，周小川的话也是在强调SDR的作用。可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超主权货币”的运行、经营，包括它的确立，由于其中涉及到的各方利益太多，很难成为现实。欧元就是这样一个超主权货币，但是相对而言它的风险太大，它的价格还是摆脱不了美元的影响。

　　所以从市场份额、产品、机构等各方面的因素来说，局面要得到扭转，是比较难的。大家金融、经济实力的差别太大，只有你在实力上能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过它，再坐下来谈这些问题，才更现实。

　　我觉得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承认你美国是个大国，承认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者的非常霸权的一个货币体系。现在我们要求美国做的就是，在美国霸权的前提下，美国要负责任，要尽到义务，它的行为要和大国的身份、霸权的身份相符合。这样这个世界才会相对公平、相对稳定。

　　我觉得舆论可以换一种声音来抨击或者谴责美国的一些做法。但是，我觉得在对抗美元霸权的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提法是合理的，可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美国的敏感，同时，它会在这个问题上针对中国漫天要价，要更多筹码。所以，在我们的经济力量、金融力量没有达到可以和美国抗衡的时候，还是应该从目前国际可以做的有效的规则，去提出一些建议。这样做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好处，也对世界有好处。提的要求过高，超出现实，不仅达不到，还会引起很多的对立、分歧，这对我们所需要的经济环境，可能会不利。

　　（上文部分内容来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通往伦敦峰会之路”圆桌论坛发言，实习生李兵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