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maz Akyuz：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改革的几个关键因素

　　由国际发展经济学会发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人大经济学院主办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国际会议今日召开，搜狐财经现场直播此次会议。

    前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重要官员 Yilmaz Akyuz：我们现在讲的东西主要是一些政策问题，关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我这里主要讲的是发展中国家。

我看到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的争论了，首先就是避免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分化，无论是新兴市场和工业化市场，都受到了危机的影响。第二，如何尽可能的减少政府对危机的应对，对于国际层面上产生的一些负面的溢出效应。第三，如何加强国际干预，以及新兴市场的危机解决。不稳定性的原因也是我们这一节会议的主题。

　　我主要看到有三种不稳定的因素，首先，在那些系统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些政策，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新兴市场。第二，一些与国际储备体系内生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体系，。第三，整个外汇市场的不稳定，也是前面两个原因的根源之一。

　　我们需要三个方面的改革，首先，汇率政策，还有宏观经济政策更有效的监管。第二，国际的外汇储备体系，不能够仅仅围绕着一个国家的货币，第三，对于国际资本流动及国际资本市场要有更好的控制。

　　第一个问题，在贸易合金融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我们刚才谈到过，金融方面重大的影响比贸易方面的一些重大的影响要更严重，但是我们却没有相应的政策。在金融体系方面没有贸易体系中那种比较好的汇率政策和管理政策，当然IMF的成员有同样的法理上的责任，要保证汇率和支付体系的秩序，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不可能惩罚那些违反义务的成员。实际上这些规则似乎只适用于那些最穷的成员，这一点也具有很大的讽刺意义的。因为IMF本身的原则应该是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我们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不对称的问题，让我们对政策的监控更加有效，而且独立于IMF的贷款。我的论文中也讲到这一点，几年前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给20国峰会写的，最近的20国峰会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考虑这一点。实际上监管应该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以及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通胀，这是泡沫破灭之后必然要关注的。像美国和冰岛这样的IMF成员，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美国的财政政策遇到了困难，还有外部赤字的困难。

　　人们一直在说美国的银行业具有足够的弹性，实际以前我就曾经说过，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我们考虑的，现在人们非常关注的是一个稳定的国际外汇储备体系，中国对此也非常关注，人们也曾经谈到过一个基于亚洲货币的外汇储备体系。目前，人们对于美国政策的多边监管是不够的，还有就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放开，还有资本市场的管制，还有每年大约1300亿的外汇储备成本，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外汇储备在不断的提高，多种的外汇储备系统不再稳定，我们在后面会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们说到的这种体系不再稳定，不再可靠。

　　我的这个观点和中国的建议、以及其他国家的建议有所不同，SDR的外汇储备系统，似乎持有这个SDR是没有成本的，你如果不适用你的外汇储备就没有成本，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产生成本。此外还有一些建议，把SDR仅仅分配给那些较为贫穷的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通过配额来分配SDR，而是应该定期来把SDR分配给自己。假定某些国家在向IMF借款，有些国家没有，IMF应该对这些国家一视同仁。因此，IMF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从某国政府借款，可以想世界银行借款，目前的规则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我会在论文中介绍这点，如何把SDR分配给自己，而且把这种分配与世界的收入水平和贸易方面的增长挂钩，允许商业银行持有SDR。而且还可以扩大使用资金的范围，可以根据需求来扩大各个系列的外汇储备，这里的问题在于，IMF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银行的中心。IMF并不是由政府出资，而是说它的自己也可以由商业银行所使用，这样的IMF可能和现有的有很大差别，这一点我的建议也许和中国的观点、和其他成员的观点有所差别。

　　最后一点，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点，如何监管金融市场？很多人对此问题有一些争议，为什么监管一定是国际性的监管呢？因为金融的不稳定会有严重的全球溢出效应，所以和贸易一样，这种国家性的监管措施应该受到多边体制的监控，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可以减少政客对于监管机构的影响。我们的选择可以和世贸组织的原则一样，发展一个全面成熟的多边体系，第二，是一种选择性的方法，选择金融市场中的某些部门对他们进行监管，通过一个多边的机构对他进行监管。第三，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方法，就是以自愿合作的基础来扩大当前的体系。

　　一个全面发展的体系要基于三种因素，一种是要发展监管方面的多边协议，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各国政府要承诺通过他们国家的监管机构落实这样的体系要求。而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如何才能更好的监管金融机构和市场，这方面达成共识是有困难的。而且很多国家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动权，中国也是如此，即便说欧盟他们也不可能在内部达成这样的安排。

　　而发展中国家面临什么风险呢？第一，治理问题。在世贸组织中有这样的问题，在IMF也有这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可能比起发达国家遇到更多的限制，所以治理方面的先是存在的。第二，万用药的方法带来的问题。有很多做法只考虑到了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比如说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有的监管机构都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的人认为不用担心这种自由的资本流动，以及金融服务更多的市场准入，在欧洲和美国有更多这样的声音，我很关注以WTO规则为基础建立的金融体系。一种选择性的方法就是，针对那些大型的跨国银行来成立一个国际的监管机构，这是法国支持的做法，但是这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20国峰会似乎在考虑这样的做法，但是会带来很多管辖权的问题，以及实际性的问题。折中的方法似乎也是20国峰会的一种选择，美国支持这种做法，可以结合一些全球监管机构这样的做法，来共同发挥作用。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选择，我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做好谈判的准备，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多年以来一直在为20国峰会工作，他们需要共同的坐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要达成一定的共识。我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有6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但是我知道他们需要关注这些问题，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首先，减少这种顺周期的行为模式，就是国际借款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模式。第二，要监管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等等。第三，这种评级机构他们也是顺周期的，而且他们也是更倾向于发达国家的。多数亚洲国家实际上本身的体系还是运转比较正常的。第四，对于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有更好的控制。第五，短期债务终止的一个框架。第六，发展中国家债务的仲裁。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讨论的，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多的思考，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进行更多的讨论，当然还有更多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六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Yu Yongding：我们已经听了两个非常不同的讨论，一个特别的具有学术性，另外一个也是很有学术性的，比如说涉及到过度流动性偏好，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想在大学里也许应该有一些课程是关于这一点的。第二个发言也很有意思，我想Yilmaz Akyuz为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蓝图，虽然他特别谦虚没有这么说，但是确实是一个蓝图。下面我想请Michael Pettis，我们的讨论人来发言，他要对两个非常不同的发言做一个评论。

　　Michael Pettis：这两个发言都非常棒，我想特别的提一下Prabhat Patnaik先生的发言，因为Prabhat Patnaik先生这个发言特别的难，他做的这个研究也很困难，使我特别的悲观。这个危机如何解决呢？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货币政策和货币扩张，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可能都应该有一些好处，他们比财政的扩张要好，但是Prabhat Patnaik先生说，实际上他们没什么优势。下一步该怎么做呢？在我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实现一个进程，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目前对这个危机有很多的争论，在过去多年来我们看到贸易赤字的扩大，这些我都会拿美国来代替，实际上就是指贸易赤字。确实，世界上贸易赤字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都在美国手里，随着可贸易部门的收缩，美联储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或者是失业上升，或者是货币政策使得美国经济能够继续增长，但这同时意味着消费快速增长，可能就意味着美国经常性账户的赤字。在经常性账户赤字必须得到融资，他讨论了不负责任借款国的外包，这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不负责任的借款，美国是这样的，以便为他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提供资金。

　　我们现在处于调整进程的第一阶段，这就意味着我们看到资产负债表的调整。美国的家庭正在改进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这对所有的家庭都有影响，公司也会紧缩他们的需求，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我不太相信明年或后年经济就能复苏。但是总的来说，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后果，如果我们看到需求紧缩，不可避免的我们会看到贸易盈余国的贸易盈余也下降，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才刚刚开始。这个进程的第二阶段就是对于贸易盈余国的影响。坦率地说，我对对于盈余国的影响更担心，因为在我看来这些盈余国面临着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他们生产的东西比他们能消费的要多得多，如果他们能出口就没问题。但是今后他们还能不能出口那么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这个巨大差距必须想办法在国内得到解决，如果在国内，一个是增加消费，另外一个是减少生产，增加消费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这并不容易。中国正在试图这样做，多年来都在试图刺激消费，但在过去5年来方向都不对，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出口却在增加，但这并不奇怪，从一个外向型经济转向国内消费型经济，从历史上来看都是很艰难的进程。我研究过美国1977年的危机，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过渡，大概花了20年的时间，非常艰难。日本，1990年危机之后，也要作出这样的转变，非常困难。对我来说，还不清楚中国是否能够在短期内足够快的提高国内有效需求，来弥补出口的下降呢？即使这是可能的，这可能也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美国30年代所做的，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都记得，美国当时在20年代是最大的贸易盈余国，而且是GDP的最大贡献国，跟中国今天的贸易盈余规模差不多。当时占GDP的份额比现在中国占的要多，当时美国的解决方案就是关闭工厂、解雇工人，这个也是一个很棘手的做法，目前我还不清楚在中国有多少选择。

　　关于财政需求，就是Prabhat Patnaik的文章，确实是我比较悲观，因为我不知道这些赤字国它的财政扩张在政治上是困难的，在经济上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义。在欧洲，人们都不能够达成一致，比如说德国和其他的贸易赤字国，都不能够达成一致，比如说法国人的看法、意大利人的看法。赤字国的财政扩张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国内失业上升，第二是德国就业上升，英国和法国是否应该借钱来促进德国的就业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强挺难回答的，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在我与华盛顿的官员进行讨论的时候，看起来这个讨论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就是财政扩张在解决美国危机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全球危机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美国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关于凯恩斯，有不少人说美国的财政扩张应该是凯恩斯30年代所建议的这种新政，但是我的看法与此不同。在我看来，凯恩斯并没有说美国应该进行财政扩张是为了美国，他当时说的是美国财政扩张是因为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因此凯恩斯的建议今天可能是德国和中国应该进行财政扩张，以及其他的贸易盈余国应该进行贸易扩张，我想这一点可能会争论非常的激烈，即使在咱们这个团队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