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国镜像：竹蒿镇的烦恼

　　本报记者 吴鹏 四川报道

　　从东莞来的大巴车停下。周仁川回到了四川金堂县竹蒿镇。28个小时的旅途劳顿令他疲惫。

　　一辆辆摩托车靠了上来，包围了下车的人们。四周堆砌着讨价还价的声音。不到15分钟，返乡的人们就消失在竹蒿镇周边的四里八乡。

　　结束在广东15年的打工生涯，回到故乡——对周仁川来说，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在东莞找不到工作，不如回到竹蒿营生。”

　　这个信念正支撑着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的竹蒿人返回他们的家乡。竹蒿镇，川西打工第一乡，18年前开始发展劳务输出，四川最早。5万多户籍注册人数，2.8万名劳动力，最多的时候有1.8万人在广东等沿海一带的工厂打工。

　　竹蒿镇镇长李德亮从来没有想过，这场发生在遥远的美国的金融危机，竟然会如此深刻地改变他治下的这个小镇。“如果外出的年轻人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都回来，我们怎么办？”这是李德亮所能设想的最糟糕的情形。

　　毕竟，对李德亮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返乡农民工所带来的压力正在逐步放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乡镇政府原本捉襟见肘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返乡人口面前正变得日益脆弱。

　　回家的理由

　　4月3日一天，竹蒿镇中心车站，一共有三辆豪华大巴载着返乡的农民工从东莞回来。

　　“回来了3辆车，120多位，可是只走了十几个人。这段时间天天如此。”镇中心车站段老板说，“每个月的2、3号，是广东那边的发薪日，所以今天回来的最多。

　　按照段老板的说法，这三个月本来应该是出去最多的月份，出去的人至少比往年同一个时期减少了40%。

　　在竹蒿，打工潮最盛的时候，每周有两趟直达上海和广东东莞的长途客运汽车，当地公安部门为保障民工沿途安全，专门派警官随车护送至目的地。在东莞厚街，常驻打工的金堂人有4万多人，其中竹蒿人占1.5万。厚街甚至被当地人称为“金堂街”。

　　竹蒿镇政府在1-2月对周边返乡农民工挨家挨户做过一份“返乡原因抽样调查表”。参加调查的总人数有150名。

　　返乡的原因一共列出了四种：回乡探亲、、企业倒闭、工资太低、因病。

　　其中返乡探亲的人数有78位，占 52%；企业倒闭38位，占25%；工资太低17位，占11%；因病17位，占11%。

　　150位工人中，除三位在山西从事采矿行业外，其余均分布在东莞、深圳的代工企业，均为制衣、制鞋企业。

　　李德亮对“工资太低”的解释是：“基本上低于一千就没人做了。原因很简单，不足以支付生活成本，自然也无法寄钱给家里。”

　　竹蒿镇政府经过调查后掌握的数据是，春节过后滞留在家乡的人共有1300人。李德亮对他们的描述是“年纪偏大，集中在40岁以上，本身也不好在到外面折腾”。

　　“2-3月份，农民工的心态不稳定，像钟摆一样在四川、广东两地来回迁徙，所以我们做统计事实上也很难做到非常准确。”竹蒿镇政府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

　　但是，当地官员最担心的局面有可能在5、6月份发生。那时，将是另外一个返乡的高峰期，而且，回来的人基本会是20-30的年龄段的了，80后、90后居多。

　　已经回来的人对在竹蒿镇的新生活并不满意。回乡后在车站旁边开了一间杂货铺的蔡川春说，在这里三个月都挣不到在广东一个月的钱，那边的制鞋厂好的月份可以挣到两千多块。

　　“道路又窄，给排水系统也落后，水电供应不上，生活水平还一点不比广东便宜。”蔡川春怀念在广东的生活。

　　挑战公共服务的极限

　　竹蒿镇的官员们也有自己的苦衷。

　　一位官员抱怨说，农民工返乡往往意味着子女需要回原籍就学，社会保险也需要转移接续。这些问题让竹蒿这个一直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川西小镇倍感苦恼。

　　“我们现在天天开会，天天下去做调查。”这名官员表示。

　　在竹蒿镇的中心车站，常常可以看到带着孩子回来办理户口的当地人。

　　“孩子在广东一生下来，就没有给她办户口，我在那边还有工作，肯定还是要回去，但是她要回来上学。”4月3日的镇中心车站，一位带着孩子回来的母亲对记者说。

　　根据中央政府目前已经制定的针对失业农民工的政策，各地政府正在开展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的培训计划。但这也成了竹蒿镇政府苦恼的理由。

　　“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培训这块，前些年的外出务工培训只需要几万块钱，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一下子就要拿出30多万元。”李德亮镇长说，“这些钱主要在往年的财政盈余的自主资金里面往外拿。”

　　但是，目前凭借财政上拨出的30万资金加上成都市政府提供的每个人500块钱的培训券，能够开展的培训项目还只能维持之前的制衣、制鞋行业等比较初级的培训，而且培训的期限通常也仅限于2-3个月。

　　“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培训解决不了农民工再就业的实际需求。”竹蒿镇一位官员表示。

　　返乡民工数量的增加已经带来了社会治安的压力。但是，竹蒿镇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投入。李德亮的想法是，“治安问题只能靠宣传为主”。

　　在支出增加的同时，竹蒿镇的财政收入却面临挑战。“打工经济是我们镇的支柱产业，财政的70%都靠这个。”李德亮介绍说，往年的这个时候，农业银行、邮政储蓄能收到外出农民工寄回家里的钱高达1300万元的。”竹蒿镇镇长李德亮说，今年2月份只有450万元，比往年减少了一半。

　　依靠土地

　　1300多“年龄偏大”的返乡人员给竹蒿镇政府带来了很多具体问题。问题之一，便是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

　　镇政府一位官员说，一般而言，超过35岁的返乡农民工，如果家中有机会，他们愿意留在土地上，这些已婚的年龄偏大的村民，也往往是工厂首先裁员的对象。

　　当地一位农民表示，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正常年份，一户农民常年打工在外，那么惯常采取的就是把自家的土地交给亲朋邻里照管，收取一定的租金，或者不收取的情况都有。

　　根据本报记者的调查，这种土地在村集体内部流转的情况在竹蒿镇当地非常普遍。

　　“从自己亲戚手里要回之前的土地很容易。”一位记者联系到的当地返乡农民工说，“但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地，收成太低，一年可能也就2000多块，我想至少要有二三十亩可能才会有效益，但是实力又不够。”

　　“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返乡农民工的稳定剂，农村社保的覆盖面还不够，现在政府应该放缓土地外部流转的速度，让有意愿种地的人能够尽快的安定下来。”四川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郭晓鸣说。

　　在很多人看来，大量农民工返乡，一时之间找不到工作，又没有被社会保险体系覆盖，这个时候，土地就是农民传统意义上的的“社保”。

　　不过，根据郭晓鸣在四川各地的调查，很多村落，近几年来，因为大量人口外出打工，无力耕种，呆滞土地抛荒，土地外部流转率，即流转给外来业主或龙头企业的土地占土地流转总面积比例在80％以上。

　　“要回外部流转的土地自己经营，或者能够自己经营较大规模的土地，现在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农户这方面的利益诉求如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就将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府，提出归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要求，不仅危及所在地社会稳定和谐，还可能对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郭晓鸣说。

　　但是竹蒿镇政府的想法却是加大加快土地的外部流转。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从政府的角度讲，返乡高峰到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快土地的外部流转速度，引进有实力的业主，搞农业规模经营，这样加快城镇扩张，建立农村集中居住区，之后让集中居住的农户可以在规模流转的土地上转型成为农业产业工人。藉此缓解就业压力。”李德亮镇长说。

　　除此之外，竹蒿镇政府还想通过加快土地流转，发展农业旅游，比如参照成都周边比较成熟的三圣乡、温江的模式做农家乐项目。

　　“地方政府想要增加就业岗位的想法，肯定是向好的，但也许不是根本的解决途径，农民工返乡肯定会在5、6月将达到高峰。届时，包括城市就业压力、公共安全压力、农村承载力的压力都会在这一时期集中凸显。事实上政府最需要考虑的还是加大低保的覆盖人群。”郭晓鸣说。

　　但是很显然，这需要突破原有户籍的藩篱。“只要我在这个地方纳税，就应该有享受社保覆盖的权利。”郭晓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