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国际会议于4月9日-12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本次大会由国际发展经济学会发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人大经济学院主办。10多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约45位国外学者在内的共约90位学者参会，其中包括联合国助理秘书长Jomo K.S.、印度和阿根廷的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以及国内著名学者余永定等专家学者。

搜狐财经现场直播本次大会。

   朱安东：我想讲的是中国是否能够成功的转变发展模式，使之更可持续。我主要讲几个方面，第一个，简单介绍一下过去30里面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要讲一下这个模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随后要看一下这次危机到来以后对于中国转移到更新的和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上面去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最后做一下简单的提问。

　　如果我们把中国从解放前到现在整个看一下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49年革命之前，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是非常落后的，从49年—78年，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时期，而且这种建设相对而言是比较平衡的，当然并不是说没有问题，确实有很严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后来又了改革开放。从78年—2002年或者2009年，这个期间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时期，主要是进行了一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这里边取得了一些成就是，GDP增长是全世界可能最快的，接近30年平均都是10%的增长率，同时收入分配是急剧增加，但是社会发展不太平衡，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最近这些年人们是越来越关注到这个模式当中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搞更可持续的，不光是经济内部，而且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等一系列的综合的可持续的发展。

　　这是一个旧中国的家庭，这是48年在革命之前的一个阶段，如果今天一个人抱着那么多不管是美元还是人民币肯定会非常高兴，应该是微笑的，而不应该是这么一个愁眉苦脸的状态。

　　因为现在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很多人把咱们革命后的30年说成一无是处，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抛开，其实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功的。首先是相对的工业化，经济增长率也并不慢，平均而言大概是6.68%，而且社会发展非常迅速，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左右增长到了67岁。

　　在新的时期，从78年到最近这些年，我们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都是我们巨大的成就，当然这个成就里面不是说没有问题。

　　如果说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再划分成几个系列时期的话，92年和2001年、以及2009年，分别可以做三个重要的分水岭，从78年—92年之间我们基本上搞的还是计划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越来越大，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计划。从92年开始，我们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用了他的一个目标，有了更多的市场化和非国有化，以及可以说在经济领域里边的一些自由化的政策。到2001年，中国正式的加入了世贸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的问题。随着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事实上是使得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迫使我们必须要改革。

　　这是中国的GDP，红色的是总的消费率，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断下降的。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谈，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太高了，这里边我们把出口和进口拿出来分别看，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接近40%，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即便是去掉那些加工贸易，我们这个比重可能还是太高。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投资率也太高，虽然咱们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苦于投资太少，中国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投资率太高，为什么中国会如此过度的依赖于投资，同时又依赖于国际市场？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国内的消费不足，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中国消费率的情况。下面的是私人的消费率，上面的是加上政府消费的最终消费率，这些年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为什么会出现消费率下降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上次会议上有朋友提出来，消费率与收入之间可能未必有联系，所以今天我用半个小时干了一件事情，我从“世界发展指数”里边找出了2003年所有数据国家的，横坐标是最富20%的收入除以最穷20%的收入，这里边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负相关的关系，就是说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消费率越低。当然影响消费率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比如社会保障，比如金融市场发达的程度，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它。

　　对于中国为什么出现贫富如此严重，有说是因为垄断的原因，有说是因为腐败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两个当然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两者在世界各国可能都是存在的，为什么在中国如此特殊，在我看来可能在中国主要是由于非国有化当时操作的力度太猛，导致了这么一系列后果。

　　大家都知道，所有制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可以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直接的通过初次分配影响，第二个，是由于所有制不同会导致老同关系不同，最后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这里边是不同的所有制占工业产值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公有的部分是在不断下降，私有的部分是在不断上升。

　　同时在我们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所谓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其中下岗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可能有力度过猛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从95年—2005年，城市的就业总共增加了8200万人，接近8300万人，同时国有单位在此之间减少了4773万，而集体部门减少2800万，两者加起来是70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而原来这些人口都是城市里边重要的消费群体，这批人下岗了人以后，他们缺少了收入来源，至少收入来源大幅降低，最后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他必然要削减他的消费。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劳动力市场的非城市化，这个图里面，黄色的柱子代表总的城市就业人口，下边红色的代表的是正式部门的，我们看到这个差别，非正式部门的就业越来越多，这些都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增加。

　　如果说我们现在由于危机到来以后，我们的出口市场刚才几位学者都谈到了，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可能依赖于世界市场来增长，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修改经济增长的模式。究竟该怎么办呢？首先，目的是要让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少的依赖于国际市场，同时也要把投资的比重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程度。这里边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增加私人消费，要增加私人消费就必须要做到，要让中低收入的家庭，一个是有钱可花，另外一个是，有钱敢花。让他有钱可花，如果从所有措施上来说，我们可能需要一定程度上做一些对于企业的再国有化，事实上有的地方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同时对于劳动力市场要进行更多的管制，只有这个样子能够增加怎么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样才有可能让他们第一个有钱可花，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不用为社会保障担心，这样他们有钱敢花，把这两者做起来以后，我相信私人的消费会得到相当程度的增加。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也要看到，其实最近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做，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在做的时候，基础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离现在这个危机给我们提出的这种挑战可能两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正在突然的加大这方面的改革，比如说在未来三年之内中国政府将投入8500亿人民币，来改善医疗系统，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如此重大的投入，使得老百姓有病可医。

　　中国政府从应对危机来说，中国政府有足够多的财政资源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大家知道这次我们有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在我看来一大问题是，虽然说咱们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要改变，但是整个社会里面还有那么一部分人对于这种改变是有一定的抵制的，这批人往往是那些能够从上一种增长模式里边获得更大利益的人，因为我跟个别的地方官员私下聊的时候，有人对于要实施科学发展观有一定的不同意见。在学者里边，比如这次经济危机来了以后，有人说我们现在应该废除最低工资法，应该把去年1月1日刚刚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推迟实施，认为这些办法是应对危机的好办法，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方法是反的。

　　在我看来，中国即便是没有这次危机，这个增长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也必须要改的。但是要改也并不容易，还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至于要如何改、怎么样才能够把对于改到科学发展观道路上的抵制消除掉，需要徐方方面面的工作，包括相当多的社会人参与这方面的讨论。

　　前两天跟在座的朋友聊的时候也谈到，中国其实现在讲民主程度已经是进步了许许多多，比如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里边，也许中国互联网对于政策指定的影响力是最强的，比如在美国至少我没有看到由于互联网上的争论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中国已经成了普遍的惯例，中国有些重要的决策往往要放到互联网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往往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都会协商。所以我认为中国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前景还是非常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