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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高管限薪令仅是权宜之计?

本报美编 鲁达 制图

  
  继交行、深发展、中行、工行和建行之后,浦发银行在4月9日晚公布的2008年年报显示,除了浦发银行董事长吉晓辉和行长傅建华2008年的薪酬均为176万元,同比下降20%之外,年报中披露的大部分高管薪酬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职工监事冯树荣的薪酬由191万元微涨至200万元,董秘沈思的薪酬则由193万元涨至383.6万元,涨幅为98.7%。年薪涨幅最高的为杭州分行行长、职工监事杨绍红,由上年的229万元涨至500.3万元,涨幅高达118%。


  这一连串数据的披露再度引发公众对于金融高管年薪的关注。就在同日,财政部宣布,国有金融机构在清算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指税前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社会保险、各项福利等)时,不得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在此基础上,2008年度业绩下降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再下调10%。对于2008年经营业绩降幅较大的,高管人员薪酬降幅还应增加。这是继今年2月份财政部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元之后,对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又一道限薪令。

  顺势而为

  自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高管的高额薪酬就成为纳税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近来正值中国上市公司公布年报之际,各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记者根据各银行已公布的资料,对比了几家大型国有银行高管2007年和2008年的年薪收入发现,这几家大型国有银行董事长和行长的年薪普遍有所降低。

  如交通银行行长李军的年薪从187.83万元降到175.08万元,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的年薪从171.6万元降到154.4万元,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的年薪从171.1万元降到153.5万元,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的年薪从177.4万元降到156.1万元。除交通银行行长年薪降幅为6.8%、深发展行长年薪降幅为0.7%外,其他几位行长的年薪降幅都超过10%。而且从这些银行的盈利状况来看,2008年度没有一家出现亏损。那么,财政部的“九折”限薪令对这些国有金融机构又有何意义呢?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值各家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集中期,也是分红期,自然会产生一些相关的问题与弊端,中央在这时候连着两次宣布相关限制,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企业胡乱发钱的现象。”

  “国际大环境也是导致国家出台"限薪令"的原因。金融危机使得民众对金融机构的一举一动格外关注,可以说财政部此举是为了顺应国内外的大环境,也表明了监管层的姿态。”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指出。

  权宜之计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文贤则直指:“国家出台这样的"限薪令"明显只是在做表面文章,只是在为近期披露的金融机构高管高薪问题解围而已,不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从原先70万元或280万元绝对数的限制到目前下降10%的相对数的限制,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原先是不合理的基础,现在再加上不合理的限制,显得更加虚无缥缈。”

  他继而指出:“金融高管薪酬10%的降幅,对那些金融高管来讲根本是不痛不痒。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本身就存在结构上的问题,灰色收入更是没法控制。同时,同降10%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更没有科学依据,目前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而这种做法最终肯定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很不可取。金融高管薪酬最核心的还是要看贡献。”

  潘正彦表示:“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薪水,如果跟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来比较,的确显得过高。不过,从这个行业本身的特性以及从国际水准来看,也就显得不那么高了。问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没有真正的市场化,很多金融高管同时是政府官员,薪酬结构等自然存在很多问题,要改变是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在当下出台"限薪令",估计会对整个金融业高管产生不小影响,而这只是暂时应付市场反应罢了,并非长久之计。”

  无可比性

  在关注国内金融高管的薪酬问题之时,自然要联系到国外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状况。去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金融危机爆发,欧美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惨遭巨额亏损,需要政府的救助度日。而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依旧在美国总统的“三令五申”下、在民众的谴责声中,拿着巨额的薪酬和奖金。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花旗银行CEO年薪1082万美元、摩根大通CEO年薪1970万美元、美国银行CEO年薪996万美元、富国银行CEO年薪1380万美元。相对于欧美国家这些金融高管的薪酬而言,中国金融高管的年薪似乎不再显得那么“高高在上”。

  对此,张文贤指出:“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在金融高管的薪酬问题上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中国金融机构仍未完全市场化,在薪酬问题的制定上也没有引进市场机制,在薪酬的组成结构上、审核机制上都存在问题。同时,我们的金融高管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也不能跟欧美的那些金融高管相比。美国的金融机构实行的是绝对问责制,而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国家承担的。”

  郭田勇也同样表示:“目前,中国金融业并没有完全开放,国家保护的色彩仍旧比较浓,所以中国金融高管的薪酬不能完全依照业绩来决定,也无法过于强调个人的业绩水平。而结合国内外的形势,国家公布的"限薪令"的确会有一定的效果。”

  “中国对于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限薪还是比较苛刻的,而在目前的形势下,也的确需要压一压,因为中国还未真正启动职业经理人市场,跟国外的状况没有太大可比性。不过,这种限制不能压得过低,在金融形势好转之后,这样的"限薪令"势必要有所改变。”潘正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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