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只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尤其在中国，有更多类似于大幅减税、改善公共服务、减少寻租和资金成本、扶持草根经济和中小企业等必要条件还远远没有满足。在千方百计引诱老百姓从兜里掏钱之前，请政府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就像本期“浮世双周”栏目中所绘制的那张中国地图：中国各地展开了消费券“大会餐”，先是成都、杭州市政府“给市民送大礼”，然后是格力、苏宁这样的家电生产和零售企业“真情大回馈”，再然后是更多的政府和更多的企业。
发消费券的做法，据说来源于经济学家崔之元之前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社会分红”理论和美国阿拉斯加州相关实践的引介，以及上海政协委员邢普去年一个《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但我认为社会分红与发消费券的目标指向其实完全不同。前者更侧重于对公民所有者权利和公平分配的一种制度设计，即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的利润，作为“社会分红”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所有公民对公共资源的平等经济人权，而发放消费券，则更为功利主义地直接指向刺激消费。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临时性“促销手段”，我不反对地方政府或企业“让利于民”，但促销就是促销，地方政府这样做的目的，说白了就是为了增加财税收入，这本身就是一种“类公司行为”，不能带上“让老百姓分享改革成果”的高帽。
政府不是企业，它固然有以“有形之手”宏观调控提振经济的职责和权力，但更肩负维护和优化社会风尚的重任。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文明中，勤俭节约都是一种美德：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而在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中，这位美国新总统也号召习惯于过度消费的美国人把钱用在刀刃上，通过节俭和创造来积累财富。当美国人勒紧裤腰带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官员、学者却在制造“买房就是爱国”这样既“反中国传统”又“反国际潮流”的舆论，并纷纷祭出发消费券之类的促销法宝，确实有过于赤裸的商家做派之嫌。
1987年那次著名的“一日股灾”后，美国经济出现一个高涨期，企业的工作时间普遍延长，双职工中产阶级家庭面临争分夺秒的景象，哈佛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朱丽叶·肖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过度操劳的美国人》的畅销书，她指出，美国人的休闲时间正在消失。“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消灭自己？”但到1998年，朱丽叶·肖又出版了一本小书《过度支出的美国人》，她发现“美国人正投身于一场愈演愈烈的源于竞相仿效他人的挥金如土之中”。从“过度操劳”到“过度支出”，敏感的女经济学家“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即“从享用了大资本家提供的信用透支那一天起，忙于购买和还债的人们就被捆绑在一台加速运转的‘资本主义永动机’上了”，美国人过度操劳的目的是为了还过度消费欠下的债。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维持这种过度消费泡沫而变本加厉地击鼓传花所惹下的滔天大祸。
没有多少人愿意当清教徒、苦行僧，但政府应该向我们传达的信号是：节俭永远不是一种罪过。这是人类几千年积累的常识告诉我们的，现实的必要性同样明显——我们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个高度风险的时代，这种风险时刻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状况。当住房、医疗服务、养老这样基本的和性命攸关的保障都高度的不确定，人生观念与社会现实、消费心态与消费行为之间的断裂就愈发显得尖锐起来，更何况我们还在面临地产商层出不穷的政治游说和市场花招，还要忍受股市榨汁机对刚刚积攒起来的个人财富毫不客气的腰斩。消费只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尤其在中国，有更多类似于大幅减税、改善公共服务、减少寻租和资金成本、扶持草根经济和中小企业等必要条件还远远没有满足。在千方百计引诱老百姓从兜里掏钱之前，请政府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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