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美国银行业盈利不代表危机已过

　　王江：美国银行业盈利不代表危机已过

　　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院长，王江对这一角色转变的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日前在接受CBN专访时，王江阐述了他对金融危机、金融人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最新解读。

　　CBN：美国几家银行一季度盈利，银行业是否已基本安全？政府准备收购一些不良资产，对美国银行业的帮助有多大？

　　王江：现在说美国经济见底为时过早，美国的情况远远没有到达见底，现象让人觉得似乎已有好转。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调整，时间跨度会加长，即便短期不会恶化，但经济停滞时间的跨度会拉长。

　　美国银行业经过调整以后，确实有很多盈利机会，但就业绩来看，主要为流量性业务的盈利，这方面的盈利一直是不错的，但它们真正损失的是现有资产，这一亏损过程远远没有走完。光看流量性业务业绩的回升，就说危机已经过去，言之过早。银行一大堆坏账还在，储蓄利差带来的利润回升，这是两码事。所以，美国银行体系走出危机，我觉得还有相当长的过程，现在并未看到特别有效的方案。

　　就收购银行资产来看，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第一，过程到底有多长、许多不良资产拍卖过程到底怎么样、顺利不顺利、这段时间能不能走完，这些还是未知数。第二，不良资产剥离后损失到底由谁承担，这也是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不良资产可能并不能一下子与所谓好的资产完全剥离。不良资产如何解决，直接影响业务的运行情况。

　　CBN：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上海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需要什么样的准备？

　　王江：硬件，我觉得可能解决起来要简单得多，只要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就可以。关键是软件，包括总体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这非常重要。人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交易员或银行家，还包括政策制定人员，也要有相当高的金融专业知识。从美国导致金融风暴的情况可以看出，虽然从市场来讲，美国人才并不缺乏，但在政府监管体系中，真正懂市场的人非常少。从这个教训来看，我们需要超越式的发展，避免走这样的弯路。

　　CBN：20国伦敦峰会后，各国达成对金融体系监管的目标，包括对影子银行体系和避税天堂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你怎么看这一愿景，能实现吗？

　　王江：我觉得并不那么乐观。因为各国一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各自的情况不一样。20国能够联起手来，不仅需要在认识上达成一致，而且在法律框架、操作上要一致。要把这套体系建设起来并不乐观，因为各国接受程度差别非常大。我更担心两个问题，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冲击这么大，各国会不会采取一些比较短期性的自我保护措施，而给长期国际金融架构建设带来影响。另外，在事情发生时，大家觉得监管非常重要，但风暴过去、经济复苏后，可能就嘴上谈一谈，并不一定付诸行动。因此，我觉得可能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CBN：对新成立的金融监管委员会（FSB），你怎么评价其未来，会不会步巴塞尔协议的后尘？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你怎么看？未来有无可能扮演世界央行的角色？

　　王江：FSB能否起到推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作用还不好说，有可能会类似于巴塞尔协议的情况。根据巴塞尔协议最后执行的情况，实际上各国差得很远。所以，对金融建立全球监管，想法是容易达成的，但要真正落实，后面还要看合作度。

　　IMF的定位，包括现有运行模式，要有些调整。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发展中国家提出增加发言权，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底IMF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我认为非常值得探讨。从历史来看，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因为救助规模不大，IMF能应付，但对现在这场风暴，无法完全依靠它。但它可以对较小的金融市场起到稳定作用，在流动性上可以提供支持。至于说世界央行，我觉得这个要求可能太高。

　　CBN：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之前提出要用非主权货币来替代美元，但各国对这一看法的态度并不一样，国际货币体系现在需要如何改革？

　　王江：我觉得周小川提出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大家通过金融风暴，发现现有货币体系存在问题。在这次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货币政策，给其他国家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别的国家在这些方面没有发言权。这个矛盾表现得非常尖锐。

　　是不是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这我觉得值得探讨，但现在我还想不出什么很清晰的答案。因为，美元在国际市场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是哪几个主导国家坐下来说决定就可以决定的。另外，从操作上来讲有很大问题，各国情况不一样，用货币政策协调各国利益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推出一个国际货币组合，怎样制定各国货币政策，也不是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