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在我国现实情况下,怎样才能使消费在事实上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呢?
国民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就无从消费。
一般说来,劳动的收入基本上用于消费,资本的收入基本上转化为投资。目前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中所做的贡献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劳动的收入水平有限。虽然我国储蓄总量较大,但人均储蓄不多,扣除收入不均因素,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钱仅够应付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其次,国民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会向资本倾斜。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转为相对短缺,其价格自然会上升。所以,国民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转移是有必然性的。
国民收入分配应适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刺激经济的关键是要把更多收入转化为消费,而能不能把更多收入转化为消费的关键又在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所谓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最末一个收入单位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凯恩斯认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应当通过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重新分配,提高总体消费倾向。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财富的分配适当向穷人转移,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指数。他说:“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可能消费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就会越少。如果假设他的总收入是某个穷人总收入的20倍,则其消费的收入可能仅是穷人的5倍。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收入从相对富有者向相对贫困者的任何转移,是以牺牲较不急迫的愿望为代价的,使得比较急迫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因此,他一定会使满意感的总和有所增加”。我国学者的调查也表明,家庭消费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0%以上,而高收入家庭40%以上的收入会用于储蓄和积累。显然,为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应适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分配和投资应适当向农村、农民转移。就数量来说,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多数,按理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货币购买能力。农村市场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货币购买能力低,也就是收入水平低。促进农民增收,除了政府补贴,还应当让
农产品价格反映农产品的成本、收益和供求状况,该上升时就上升。至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一视同仁地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从投资的角度看,如果在已经有了较多投资的地方继续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为了取得最大的投资效果,进一步的投资应当选择以前投资薄弱的地区和领域,这样的地区和领域就是农村,是农村的基本建设。当各个地区投资的边际效用相等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用才会最大。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构筑社会安全网,可以使人民群众消除后顾之忧,敢于消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人民之所以敢于消费,除了消费理念原因,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是一个重要保证。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城乡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是较高而是较低,原因是低收入家庭为了保证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而省吃俭用。换句话说,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是一种特殊消费,具有消费刚性的特点。因此,有限的收入被用于发展和自我保障,而不是现实的消费。为了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基础性工程。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