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广州人大官员许决华与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之间的“隔空对话”,注定会成为一场著名的争论,因为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城管。厉以宁先生在广州调研中小企业时说,小摊贩也需要就业,如果把他们管得太紧,矛盾会更尖锐,不利于社会稳定。
厉以宁和许决华的意见都很鲜明,清晰不过地反映了各自的立场,不难看出,其立场与他们身处的不同位置是有关系的。厉以宁先生是经济学家,本来就是研究大问题的,他之所以会关注摊贩问题,是出于对特殊经济形势下就业压力的考虑。早在今年3月,厉以宁在南京做经济形势报告会时就提出,就业问题如此重要,“应该给小摊贩留条路”。厉以宁的观点显然把舒解就业压力、解决底层百姓生存权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许决华曾经是广州城管支队支队长,现在是广州市的官员,也是广州的“在籍”市民,他考虑得更多的显然是广州地区和广州本地居民的利益。在他看来,“走鬼”即小摊贩多是外地人口且具有“传染性”,他们不向广州纳税,却给广州添了很多麻烦。如果不管紧他们、反而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广州就不再是广州人的天下了。
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衡量两个人的观点,很容易做出是非判断。厉以宁强调底层关怀,许决华则倾向于地方保护,两个人的境界确实不一样。从各大门户网站的数万条留言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厉以宁而反对许决华,甚至有人呼吁罢免许决华人大代表的资格。不过,如果我们情绪化地做出简单的结论,恐怕就忽略了城管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许厉之争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社会命题。
城管机构是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思路的产物,其目的是要改变多头执法的局面,这个制度的初衷是不错的。但在城市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就业渠道狭窄、城市管理思路僵化的情况下,城管却容易成为城里人对付外地人的行政工具,并最终沦为社会矛盾和负面情绪的一个出口,这个结果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暴力抗法的现象在各地都有所显露,谩骂城管、围攻城管、刺伤城管的新闻不断见诸媒体,公众舆论对城管也多持批评态度。一旦出现城管执法严苛的报道,立即就成为众矢之的。受社会评价的影响,城管人员对自身的评价也表现出不确定性。某地的一项调查表明,多数城管人员都感觉工作压力很大,没有荣誉感。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城管执法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受益者是城市居民,但是,却很少看到城市居民同情和支持城管的意见表达。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行政权力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对抗,甚至成为强调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与带有暴力色彩的行政执法之间的尖锐对立。人们对城管的负面评价,不仅是对城管工作方式自身的否定,同时也带有浓厚的移情意味,人们把对其他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懑也都倾泻在了城管的身上。就此而言,厉以宁先生认为城管追摊贩导致了社会不稳定,确实是敏锐和诚恳的。
行政权力的本质是公共权利的一种让渡。如果公众对一个行政机构普遍持批评态度,就连受益者也毫不领情,行政权力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这就是城管目前所面临的窘境。许决华的谬误,正是体现在他对这个合法性危机的认识不足上。把广州的就业机会留给广州人,把广州的道路和其他公共资源“还给”广州人,这并不是城管的职责,同样也不会给城管加分。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中,在户籍制度本身颇受攻讦的情形下,忽略外来人口的国民待遇原则,过分强调本地人的权利优先,只会加深人们对城管的质疑。
许决华作为行政执法者的代表,他的言论恰恰反映出城管职能的迷失,这正是城管机构乃至城市管理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城管不能准确地找到自身定位,不能在执法过程中保持适度的谦抑,不能从群众的拥护中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再多的法律条文也不能确保它的笃定。甚至完全可以说,重新检视城管机构的行政框架、职能范围、执法程序和监督方式,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命题。与这个问题相比,在厉以宁和许决华之间做是非评判,实在只算是小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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