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儿戏！美联储正在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
赵刚
“我认为它对拯救经济采取非常儿戏的方式。”
上周末参加完“2009陆家嘴论坛”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接受CBN专访时，对美联储在救市中扮演的角色几近讽刺：“美联储正在把高等级安全资源置换出其资产负债表，换入一些风险资产。
CBN：你一直强调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应对，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也达成类似共识，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要多久？
斯蒂格利茨：危机是全球性的，各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地区的经济萎靡会影响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让我担忧的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都从自身角度出发，都衡量自身利益而非全球共赢，没有全球化考虑。结果是，考虑自身成本和效益后，各国经济刺激过小，全球经济复苏就无预想那么快。甚至有的国家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保护主义条款，美国就是一例，这将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显然，要达成G20倡导的全球应对危机的措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BN：你在很多场合都表示过美国金融救助计划是失败的设计，甚至认为美国政府把钱打了水漂。原因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非常关注美国政府如何用救助资金救银行，正是这些银行把全球带入一团糟的危机。问题是，我们把钱给了它们，却不能给纳税人带来应得的好处。尽管我们已经成为这些银行的最大股东，但还不能控制它们，结果是它们只追求自己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最大化。我们一面把钱注入银行，而它们却把钱分红给其他股东或高管，使美国纳税人成为冤大头，这不公平。另一方面，金融救助成本很高，不仅削弱美国解决短期危机的能力，也给美国解决长期问题带来压力。
CBN：你之前提议把美国银行业国有化，这会不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斯蒂格利茨：美国现在做的事，才是完全在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现在被一些事情所迷惑，其中之一就是银行太大而不允许倒闭的看法。我们应该救助的是银行而非银行家和银行股东，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对银行进行重组、更替股东。其实，美国大部分银行并无太大问题，只是一些大银行出现众所周知的问题。事实上，重组银行业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设定规则。规则应该是，如果银行失去信用和信贷能力，就应重组而非救助。
CBN：你对美联储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持何评价？
斯蒂格利茨：一般来讲，把利率降至零水平附近属于非传统货币政策。当经济处于衰退时，即使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不很明显，因为人们通常会预期资产和商品价格还将下降。我最担忧的是，美联储正在把高等级安全资源置换出其资产负债表，换入一些风险资产。这超出中央银行所应做的事情，而在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为救助金融机构，美联储的资产风险正在上升，我认为它对拯救经济采取非常儿戏的方式，这是严重的问题。
CBN：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是低风险、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在美国采取印钞增加流动性的措施后，美国国债贬值风险巨大。你对中国外汇储备有何建议？
斯蒂格利茨：目前美国国债收益率确实很低，短期国债收益几乎接近零，问题是低收益面临未来的较大风险，因为美元确实存在较大的贬值风险。这和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不无关系，美国未来存在通胀风险。如果人民币和美元脱钩，之前购入的美元资产价格将降得越来越多；如果和美元继续挂钩，人民币对其他货币也会随美元贬值，使未来美国面临的通胀风险也会在中国出现。所以，中国必须在两个选择中作出决定。
CBN：在G20伦敦峰会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你对此有何看法？
斯蒂格利茨：我们确实需要用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替代美元的地位，IMF也有一个架构和制度可以讨论这类问题，美国也在研究这一问题或讨论寻找其他解决途径。要IMF发行SDR作为国际货币需要各国达成一致。
CBN：危机后，全球金融中心会不会向东方转移，中国如何抓住其中的机会？
斯蒂格利茨：这很有可能，未来全球金融中心会向东方倾斜。但伦敦、纽约、法兰克福还会在全球金融系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可能以其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全球资金库的角色。尽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美国还存在差距，但中国储蓄率为15%，而美国很低，这使中国的资金源已经可以和美国竞争。为什么很多人对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出怀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风险管理太糟，人们不再相信它们能很好地管理资本。对中国来说，存在建立国际金融新中心的机会，中国也需要考虑建设怎样的国际金融新中心——一个适应21世纪真正需要的国际金融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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