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是“伟大预言家”吗

　　克鲁格曼是“伟大预言家”吗

　　“他是谁？他为什么总能猜对？伟大的预言家来了。”

　　上周，“克鲁格曼中国周”活动犹如一场旋风刮过大江南北。去年10月“最新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应邀来到中国，连续3天做了7场讲演并参与讨论。

他不时发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受到了不少中国同行的质疑。他因为此次活动得到了不菲的酬劳，而整个活动的商业色彩也十分浓重。克鲁格曼是主办方包装所称的“伟大的预言家”吗？文化学术活动应否借助商业炒作手段如此包装？中国经济问题的话语权究竟应该交在谁的手中？旋风过后，这一场克鲁格曼热引发了我们的诸多思考。

　　“预言家”头衔让他“很尴尬”

　　此次中国行，克鲁格曼先后到了北京、上海和广州，所到之处，“伟大的预言家来了”的巨幅海报随处可见。活动推广的说词称，“他总是能猜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被他准确预言到了……”在全球经济前景依然晦暗不明的当下，“伟大的预言家”前来，无疑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上述两次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其实很难直接同克鲁格曼挂起钩来。去年10月克鲁格曼获诺奖的消息传来，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就告诉本报记者，在克鲁格曼之前，包括刘遵义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就已经“预言”过亚洲金融危机。克鲁格曼也承认：“第一个发现这一惊人事实（指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没有伴随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相应进步）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而如果说“预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纽约大学的N·罗比尼和耶鲁大学的R·希勒显然要比克鲁格曼早得多。

　　对于被加上“伟大的预言家”头衔，克鲁格曼是不同意的。5月15日，中国行甫一结束，他就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发表题为“可以清净一会儿了”的文章，其中提到：“是的，正如一些评论者注意到的，海报上确实写着‘伟大的预言家克鲁格曼中国行’。（我）很尴尬。”

　　“大词”炒作全为“发掘”商业价值

　　不过，把克鲁格曼捧为“伟大的预言家”的不少人，是不会感到尴尬的。他们由此更多地“发掘”了克鲁格曼中国行的商业价值。

　　在克鲁格曼来中国之前一个月，主办方对其中国行的每一项活动就已开出惊人的明码标价——“嘉宾”席位：5800元，可以提供的节目就是“参会”；想在“贵宾席”就座，须再多付4000元；最高价码达58000元，可以获得和克鲁格曼共进午餐的机会。在北京和上海的两天，他的午餐时间都被“出售”，上下午则分别做2场演讲和讨论，每场2个半小时。有网民开玩笑说，主办方恨不能把他上厕所的时间也搬到会场内算总账。

　　对此，克鲁格曼本人相当不满，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他表示：“究竟一个讲演再加讨论应该持续多长时间？2个半小时的讲演和讨论，每天2次，还有与无数商界人士和官员会面，有些折磨人了。”他可能也心知肚明，这样“折磨人”的结果，是有关组织者充分“开发利用”了他的商业价值。

　　谁都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充当“巫师”

　　本来，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学家的声誉产生了种种疑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以“经济学天才们怎么了”为题发文，提出了一个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难堪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普遍没有预测好这次经济危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要他们做什么？”这篇文章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实际上也已演变成为经济学家的危机，“经济学家们大多数都没有预测到眼下这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现在，他们对怎么解决问题也是各执一词。人们开始疑惑了：经济学家到底有什么用处？”

　　与此种“棒杀”之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际大牌”经济学家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本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众对于知识和智慧的需求不断增长，实属可喜现象；各种学术讲座爆满，学术界涌现出明星并且一个个地走红，经济学家群体走俏，也属必然。尤其在眼下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蔓延的情况下，无论企业家还是普通公众都迫切想多多了解未来经济走势。讲求供需平衡的经济学告诉我们，需求增长的结果就是价格上涨，在大众对知识和智慧需求增长的市场上，暂时的“经济学家通货膨胀”，可以理解。

　　但不管怎样，谁也不能把公众引入“经济学家等于巫师”的认知误区。在克鲁格曼中国行的活动中，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就尖锐地向他提问：与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相比，预言家是一个更为古老的职业，您究竟更看重哪一个角色？对此发问，克鲁格曼“王顾左右而言他”了。事实上，没有谁能准确预测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危机的责任首先也不能由经济学家来承担；同样，未来经济走势不明，也完全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充当“巫师”角色。

　　本报记者 田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