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18日表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采取更多措施刺激经济,达到“保八”的目标。但他说,要尽量避免这样做,长远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加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徐林的这两句话无疑都很对,时下吾国应对危机的最大优势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可以在短期内集中所有的资源达到政策目标,这已为中外所公认。然而,笔者认为,最有价值的还是徐林“要尽量避免用政府资源拉动经济”的判断,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无疑更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把徐林的话和当下热议的收入分配的改革结合起来,我们也许更能厘清其中的逻辑。在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化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成为2009年一项重要的改革议题。对于收入分配,大家关注最多的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垄断收入等扭曲了分配的基本秩序,导致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结构中,资本所得超过了劳动所得,垄断行业所得超过了竞争行业所得,非法所得超过了合法所得等结构性问题。
这种分配格局属于居民之间在如何分蛋糕上的正义问题,而解决财富向少数人、向少数行业集中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对初次分配注入公平要素,通过体制改革等来逐步扭转。但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除了老百姓,国家也属于一方,而 “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也许才是导致目前经济内需不振,经济结构急需转型的更关键因素。
据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的乐观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将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就资源的分享而论,可以通过几个数据我们来分析问题的所在:一是目前国有资产总额,按2007年的数据,为35.5万亿元(包括8万多亿元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解决就业人口为3600万,这其中并不包括农民群体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换言之,他们并不能直接分享国资利益;第二,改革30年GDP年平均增长9.8%,而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特别是近几年,财政收入更是创造了年均增长20%的高速度,也就是说,更多的增长成果为国家所掌控;第三,在政府改革滞后的情况下,二次分配意味着政府支配了更多的资源,这很可能会再次导致寻租等非法收入,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格局。这三组不完全的数据说明,GDP增长的成果不仅仅体现为被少数人直接分享,更重要的体现在被“国家”掌握而不是被“居民”直接分享,从而造成内需不振的状况。比如,目前经济从表面看是因为出口的滑坡导致产能过剩,但深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国家占有了资源的大部分和居民购买力低下构成反向相关性,从而导致内需的萎缩。
既如此,解决结构失衡,就应该在“民富”上下工夫,将政府占有的过多的资源向民众转移。目前采取的做法是继续让财政、信贷等资源向政府倾斜,这未必有利于解决失衡的分配格局,反可能随着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进一步压缩民众占有资源的比例,进一步造成内需的萎缩。而且,在地方政府资金吃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投入越大,意味着地方政府配套的资金越多,这些资金,很可能挤占本来用于居民福利的预算,进一步压缩居民的福利空间。因此,通过政府资源拉动经济的结果就是:“保八”无忧,而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从投资拉动到内需拉动的目标很可能无法实现。
依靠政府拉动经济,完全是无奈之举,切不可将其拔高到制度优势的层面,更不能将结构调整的重任完全寄托在这上面。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平衡“国”与“民”之间的财富分配格局,解决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夯实财富回归民生的制度基础,其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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