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们面对的第一次危机，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更不会是最严重的一次。”王建强(化名)，46岁，浙江温州人。2009年5月中旬的一天，他经营的服装加工厂又获得了一笔来自于非洲某国的服装订单。

　　“实际情况比我们当初预计的要好。

”王建强告诉记者，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以来，“倒闭”、“破产”成为当时浙江民营商圈中最热门的词汇，“几乎每天都有人在耳朵边提及一些熟悉的工厂关门或是倒闭的消息。”但2009年开年以来，尤其是3月过后，这种消息像大地上的积雪，天气转暖，渐渐融化、消失。

　　“浙江，尤其是温州，能在短短20年时间内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其生存能力不容小觑。”王建强坦言。

　　“2009年的一二季度或将是这些民营企业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2008年底，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外贸出口型为主的民营企业来说，订单多少决定其生存空间。

　　2009年5月，时间窗口。此时，浙江民营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究竟如何？其外贸出口数据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这些企业融资究竟有多难？深值探究。

　　本报记者历时数日，深入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内部，暗访浙江地区私密融资渠道，走访数位浙江当地商圈人士，以期还原在金融风暴下的浙江中小企业最真实的一面。

　　谁是真正的破产者？

　　早在2008年中，金融危机逐步漫延，一个传言开始流传：浙江20%的中小企业已经倒闭，仅温台地区便已经倒闭数万家。

　　而实际情况真的如此恶劣吗？

　　“我们是出现亏损前，主动关门停工的。”绍兴某民营纺织企业主刘某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停工”和“破产倒闭”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据刘某介绍，2008年早些时候，在朋友的劝说之下，综合考量了当时的经济运行趋势，和所在的纺织行业所即将面临的危机，刘决定暂停工厂经营。

　　“ 当时的纺织行业，出口大量下滑，而成本却不降反升，而我们所生产的产品90%以上都是用于外贸出口，当时企业已面临亏损局面。”刘某告诉记者，自己的企业并不大，资金大部分都是自己和亲戚朋友的，所以资金压力并不大，故自己在当时选择关门，一来是损失不大，可以一边休养生息，一边静观经济局势变化。二来可以择机而变，向其他行业尤其是内需品生产转型。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其对市场反应更敏感，调整的灵活性更强，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市场压力面前，国有企业不敢关闭，外资企业想关就关，而浙江很多民企则选择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采取了停工不倒闭、以销定产、限产压库等措施，生产方式则更多地偏向于速战速决。”温州的一位地方官员告诉记者。

　　虽然很多浙江中小民企选择了停产，但或许说他们只是在选择“冬眠”或是“转型”更为贴切。

　　“我们工厂已不再生产打火机了。”温州一位曾是打火机贴牌生产厂主吴某告诉记者，“这也同样并不意味我们的工厂破产倒闭。”吴某现在身份是一家小型民间担保公司的董事长。

　　作为温州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温州打火机行业曾一度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80%的份额。自2008年上半年开始至今，温州打火机行业海外订单明显减少，市场萎缩严重，生产企业从500多家锐减至100多家。

　　据温州当地打火机行业领头羊之一的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介绍，接不到订单是很多打火机企业面临着关停的原因，他预计明年极有可能下降至三四十家。

　　那些关停的打火机企业大部并未停下其“前进”的步伐。

　　据记者在温州当地暗访发现，被市场淘汰的打火机企业，大部分往往转型做起了担保公司生意，甚至不少企业直接参与到地下钱庄的运作中。

　　“受金融危机影响，担保公司的生意反而更好。”吴某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小型担保公司，一般资金拆借规模大约在4000万元左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担保借贷出去的款项回收相对比较困难，所以一些大的生意还是一般不做。”

　　今年一季度以来，种种迹象表明，那些选择“冬眠”的企业也在渐渐“苏醒”。

　　根据2009年4月5日，浙江省各市上报的1季度劳动用工调查分析资料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57188家企业中，2月份未开工的仅有1037家，占1.8%。另据浙江调查总队3月初对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特邀信息员调查，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占71.6%，比去年11月上升11.4个百分点。

　　据浙江统计局一份2009年一季度浙江省外贸进出口分析报告显示，进出口规模虽然全面下滑但下行态势明显减缓。而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143.7亿美元，同比下降11.1%，外商投资企业同比降幅达22.4%、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降幅达28.1%；民营企业占全省出口的比重为 53.1%，比去年底提高1.4个百分点。3月份，浙江省私营企业出口45.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不减反增7.8%，而同期出口总额、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则分别下降8.8%、23%和16.9%。私营企业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进一步上升，由上年底的43.7%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46%。

　　从上述调查和数据可以看出，浙江中小民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抗风险能力大大超出外界的预期。但同时，另一组数据却似乎又让人乐观不起来。

　　据浙江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的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1季度，浙江省亏损企业1.73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0.5万家，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为30.0％和30.4％，比去年同期扩大7.7和12.0个百分点。

　　“真正破产的中小民营企业并未达到传言中20%的惊人之数，却也不在少数。”浙江省有关部门的一位官员向记者坦言。

　　据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此次危机中，真正破产或是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的公司主要有三类，与其说其破产的主因来自于金融危机，还不如说是由于其企业自身的种种经营弊端在金融危机中被一一放大而成。

　　第一类破产企业，是纯依靠外贸出口加工，并且转型能力不强的企业。

　　此类企业的特点是，其生产加工产品依靠纯外贸出口，且国内市场需求趋于饱和，同时其产业链较为单一，再加上企业本身的管理者思维较为保守，对企业转型的认识并不深刻。

　　此次金融危机中，许多倒闭的服装、纺织、皮鞋等贴牌加工企业大多属于此类。

　　第二类破产企业，是由于其管理者对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实力认识不清，盲目大量囤积原材料等，并对企业盲目进行多元化、产业升级，造成企业自身资金链紧张。

　　2009年4月20日，浙江金华唯一钢带公司申请破产，坊间更有传闻称其董事长吴文刚携巨款潜逃。

　　唯一钢带公司破产存在许多方面的原因，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是，由于对钢铁价格判断失误，大量囤积原材料，随着原材料的价格猛跌而损失惨重。据记者了解，对于唯一不锈钢资金链断裂而破产的原因，还存有两种说法：吴文刚向其他行业过分扩张和过度投资，且该企业曾代人担保而不得不负起还款连带责任。

　　第三类企业，就其生产主业来说，金融危机中，生存下来绰绰有余，不过，由于其企业主把资金大量用于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炒楼和炒股，随着2008年以来，楼市和股市的双双暴跌，而使得其血本无归，从而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最后破产。

　　“我的很多客户都是由于炒股炒楼巨亏，不得不向我们借取大量的现金周转，由于形成的资金黑洞过于巨大，最后选择破产。”据记者暗访浙江某地下钱庄时，该地下钱庄负责人老周向记者坦言。在他看来，因为投资楼市和股市失利而破产，才是这波民营中小企业破产风的主因所在。

　　“就算没有这场金融危机，这些企业要是继续保持其一贯的经营作风，资金链断裂乃至破产都是早晚的事。”上述浙江省有关部门的某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质”到“量”的过渡

　　2009 年一季度浙江外贸进出口的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3月份，浙江省中小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服装、鞋类及塑料制品等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产品出口表现良好，据浙江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当月上述三类行业产品出口分别达到13.3亿美元、2.9亿美元和1.7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月增长 23.5%、23%和21.9%。

　　记者对数家出口表现较好的企业实地走访中了解到，在这一组看似乐观的数据背后，透露出的仍然是折磨人的金融危机阴影。

　　杭州某服装加工企业，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曾因为世界著名服装品牌提供贴牌加工而在业界小有名气。

　　“目前我们公司在一季度的出口数据上看，情况还是让人欣慰的。”该服装企业的某营销部门主管告诉记者，“一季度我们公司的服装产品出口同比增长大约在30%左右。”

　　“和以往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出口的服装大多以低端产品为主。”上述服装企业销售主管告诉记者，以往该厂出口产品中，真丝、聚酯等高档面料的服装约占其出口产品的70%以上，而现在，这种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今年一季度以来，我们主要生产加工低端面料为主的订单，出口产品中，低端产品约占到了出口总量60%以上。”上述服装企业销售主管告诉记者，由“质”到“量”的转化预示着，要达到同比出口额的增长，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成本，“现在基本上是采取薄利多销。”

　　鞋类产品出口增长情况也与服装外贸出口情况类似。

　　就塑料制品而言，据海关总署5月中旬发布的最新一轮出口数据显示，浙江省塑料制品企业一季度共出口16.3万吨，增长5.3%。

　　但记者发现，浙江省2009年一季度，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塑料制品较为乐观，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而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塑料制品则继续较大幅下降。

　　据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1—2月份，浙江省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塑料制品出口2.2亿美元，同比增长7%，占同期出口总量的 78.2%，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0.6亿美元，同比下降15.8%。同样，浙江私营企业出口塑料制品1.5亿美元，增长9.3%，占同期出口总额的 52.6%，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塑料制品出口则分别下降5.3%、12.6%。

　　“目前浙江塑料制品的出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塑料餐具及厨房用具等低端产品上。”浙江金华一家塑料制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09年一季度该塑料制品生产厂所接受的订单，大约80%集中在衣夹、衣架、冰杯、刷子、菜板等厨房用具系列产品之上，此类低端家用塑料制品利润与高端产品相比，都有较大落差。

　　“低端塑料产品也同样以走‘量’来换取收益。”上述塑料制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另一组贸易数据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浙江外贸出口所面临的上述尴尬。

　　据浙江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重工业出口减少26.3%，轻工业只减少11.7%；通信设备、化学原料、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仪器仪表分别减少39.9%、28.4%、26.0%、25.0%和16.2%，而纺织和服装分别只减少13.0%和0.9%，饮料甚至还增加了5.3%。

　　同时，根据浙江省一季度的有关数据显示，就行业来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水的生产和供应、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煤炭采选业7个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通信设备、化纤、造纸、化工、橡胶、农副食品加工、仪器仪表、木材加工、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印刷、电气机械、皮革、交通运输设备、饮料、纺织等21个行业利润呈现负增长，电力、服装、烟草、塑料、食品、家具、文教体育用品和燃气生产供应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全球产业链依赖度越深，则出口跌幅越大，同时用于国外投资生产、再生产加工的产品，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上述浙江省有关官员告诉记者，“此外，如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此类产品生产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且此类产品质量等级要求划分需求不如服装、鞋类等行业灵活，低端取代效应不强，而一些以一般贸易为主的终端轻纺产品，由于国外的消费刚性，低端产品可取代效果较强，故能够保持一定的规模。”

　　“不差钱”背后的那些事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对于浙江民营中小企业的媒体相关报道中，除了“破产”“倒闭”之类的词汇外，“融资难”恐怕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浙江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情况真的如此困难吗？

　　“比想象中容易。”浙江商业圈中数位人士向记者表示，“近期虽有部分浙江民企爆出由于资金链断裂而破产的消息，事实上，民间资本极其发达的浙江，从来‘不差钱’”。

　　浙江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主要有三条：银行信贷、民间借贷、PE私募股权投资。

　　外界一直有传言称，浙江中小企业很难在银行通过信贷方式筹措到资金，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

　　“现在很多城市银行，纷纷把目光瞄准了分布在浙江各地的中小民营企业。”据浙江省某股份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浙江嘉兴市在2009年对中小企业信贷放出“天量”。据记者了解，今年一季度该市金融机构对于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新增授信户数超过500户，一季度新增小企业贷款超过100亿元。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更是明确提出了在未来三年增加小企业融资600亿元，贷款余额达到1400亿元；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在今年一季度对浙江小企业的贷款余额约140亿元，一季度新增量在50亿元以上；一直把发展浙江小企业业务作为立行之本的浙商银行，一季度新增小企业贷款达2亿元。

　　“事实上，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并不是靠银行信贷，而是来源于浙江当地巨额的民间资本。”据浙江商业圈中人士告诉记者，对于浙江而言，规模以下小企业所占比重较大，而此类企业的资金往往都是从亲戚朋友中借款或以入股的形式筹措，浙江民间大量的闲散资金为这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与此相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则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怪现象。

　　“浙江民营企业大多是从家族性企业发展而来，故其家族对于企业控制欲望较强，他们往往不到万不得已并不会引入重组方或股权投资方，因为一旦引入，家族控制权将会削弱。”北京某PE人士告诉记者，因此，浙江当地好的民营企业，PE往往进不去；一些能参与的民企，情况大多不乐观，PE又不愿意冒如此大风险。

　　“浙江地下钱庄业颇为发达，很多企业会从地下钱庄借贷所必备的周转资金。”记者暗访浙江某地下钱庄时，该地下钱庄负责人老周详细地向记者解释企业从地下钱庄的借贷过程。

　　“ 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一些企业自身资金链较为紧张时，则会求助地下钱庄，其从地下钱庄以较高的利息获得资金后，用于银行还贷，在还完银行旧账后，再向银行重新申请借贷，用于归还地下钱庄。”老周告诉记者，一般资金出现困难的民企，都采用此类方式来应对资金链的压力，他们付出的成本就是从地下钱庄获得款项到新的银行信贷资金到位前，数天时间内的利息差。

　　据他了解，“现在银行审批贷款的时间很快，只要你有厂房或土地资源作抵押，几乎都能从银行贷到钱，而审批最快仅仅只需半个月左右。”

　　按逻辑分析，在金融危机之下，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加大，地下钱庄正是赚钱赢利的好时机，老周却向记者坦承：“地下钱庄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于民营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加剧了贷款风险，贸然出贷，地下钱庄同样面临血本无归的境地。”

　　资本腾挪

　　除上述三种较为常见的融资渠道外，记者通过数日暗访发现，另外几条隐蔽的浙江中小企业融资“暗道”正在或即将在浙江资本圈中铺展开来。

　　前几年，各地房价高速上涨时，“温州炒房团”名声大噪，而在资本市场中，“浙江圈地帮”则似乎用类似的方式，为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前暗设下了资本“提款机”。

　　记者统计发现，浙江当地上市公司共有109家，ST公司仅有3家，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个现象却充满了戏剧性，据记者粗略统计，除了上述109家浙江上市企业外，而早在2006年前，就有不少于33家浙江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成为了外地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他通过隐蔽方式“潜伏”在外地上市公司的浙江民营企业则更多。

　　上述被浙江民营企业收购的30余家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四川、昆明、安徽、甘肃等区域，其中仅四川区域(含重庆)就达5家以上。

　　这些早在2006年便已被浙江民企收入囊中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成为股东们为“过冬”而准备的“口粮”。

　　2008年7月，广西ST北生被大股东掏空、虚假重组一案东窗事发。

　　ST北生控股股东，虽为广西北生制药集团，但其董事长到数位高管都是浙江人，其控股的主要关联企业，浙江北生药业汉生制药有限公司等几家也是地道的浙江企业。“北生案”涉及的“虚假”重组方的四家股东中，有三家来自于浙江东阳当地(另一家为浙江人士在深圳注册)。

　　当时曾在重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浙江广厦建设集团，则更是浙江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之一，与广西北生集团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2009年5月13日，已经正式立案的浙江华伦集团涉嫌掏空四川金顶资产一案，为众多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

　　早在2004年便已布局四川金顶的华伦集团，在不断进行资本掏空的同时，今年年初还大量在二级市场上抛售其股票，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

　　据浙江富阳当地的有关人士透露，作为民营企业的华伦集团，在主业发展不稳定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多元化升级，并投身于楼市，造成了资金链的断裂，从而加快了对其控制的上市公司不断“吸血”的步伐。

　　早在2006年底，明星电力董事长周益明等人“空手套白狼”掏空上市公司5亿多元的惊天大案爆发，作为浙江人的周益明同样把罪恶的手伸向了明星电力这家位于四川遂宁的上市公司。

　　中原证券宏观策略分析师邓淑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上市公司作为民营家族企业的融资‘窗口’，其融资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股票市场配股或者增发而进行融资；二是通过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利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来获取资金；三是利用上市公司的信誉，通过贷款、担保资产抵押、股权和存单质押等形式从银行获取资金；四是利用上市公司的委托理财，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从上述事情可见，浙江部分民营企业深谙其道。

　　现如今，浙江部分民营企业，又似乎“嗅”到了另一条资本的运作渠道。

　　小额贷款公司醉翁之意

　　2008年5月份银监会、央行联合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之后，浙江省被作为首个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份。

　　据 2008年7月23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实施的《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2,000万元)。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8,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3,000万元)。注册资本上限为2亿元(欠发达县域为1亿元)。

　　据介绍，小额贷款公司以一家公司为主要发起人，其余企业法人(不含外商投资企业)、自然人、其他经济组织可以向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入股。

　　“ 最开始实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时，其审批的成立指标往往刚一下发，就被当地很多民营企业一抢而空，而我们也是通过很多渠道才最终获得设立小额贷款公司。”5 月中旬，记者在浙江当地有关人士的安排下，与浙江获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大股东方代表——阿强(化名)进行了一次采访。

　　“据我了解，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热了。”阿强告诉记者，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并不赚钱。“那些赚钱的，都几乎涉及违规操作。”“一些你愿意贷的公司，商业银行也愿意贷，较低的利息和更多的贷款数量，一般优质客户都选择商业银行。另一些通过银行渠道无法获得资金的客户，其资产的风险肯定已经高企，此刻，小额贷款公司仅仅以高于其他商业银行4倍的利率去承担往往近十倍的风险，肯定得不偿失。”阿强向记者解释。

　　“违规操作的具体过程是，在客户贷款时，一共签订两分协议，一份协议是按国家对小额贷款公司有关规定正规签署的，需要接受有关方面的审核；但另一份协议则是附加协议，是锁在‘保险箱’中的。”阿强告诉记者，该份附加协议中规定的贷款利率往往月息最高达到8%，同样，给与客户的优惠则是可以对对方所抵押资产价值进行高溢价借贷，甚至无抵押资产，也能通过此方法获得贷款。

　　如此操作，小额贷款公司与地下钱庄又有什么区别？

　　“这实质上就是在公开合法外表掩护下的地下钱庄。”上述浙江商圈有关人士一语中的。

　　“当然，采用违规操作的小额贷款公司还是少数。”阿强强调说。

　　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小额贷款公司不但不赚钱，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其无法吸收存款，其借贷款项都只能靠股东筹措。

　　2009年3月，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位被业内尊称为“小额信贷之父”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国内的小额信贷公司不具有吸储的能力，只能向外贷款，那么它必须从外部寻找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才能把这个资金放贷出去。这将是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重要问题。

　　近日，宁波市宁海县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成立不足半年时间，就由于后续资金供给不足，面临可能被借贷一空的危机。这家2008年12月15日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其注册资本金达到上限，为2亿元，在同行中算是实力最雄厚的，很快这家公司就开始“失血”了。

　　为何看起来似乎弊大于利的小额贷款公司还有如此多民营企业“拥趸者”？

　　阿强告诉记者，除违规操作之外，真正吸引众多浙江民企或个人参与小额贷款公司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升级为乡镇银行的期望。另一个则是很多小额贷款公司都是以当地商会为平台，这些民企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就能够打通某些政府关系，以此获得国家有关特殊项目的参与权。”

　　“抛开后一个原因，其对小额贷款公司升级为乡镇银行的期许，似乎又在这些民营企业的资本供给留下了另一个暗道。”上述浙江商圈有关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很多这类公司都在等有关政策的下放，一旦小额信贷公司升级为乡镇银行，那么对于无法参股国家商业银行的一些民营企业而言，除了拥有丰厚的收益外，其今后对于企业的发展也多了一条融资的捷径。”上述浙江商圈有关人士一语道破其中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