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批禁令面前，高尔夫球场5年来却增加了近400个，说明堵的措施根本行不通，国家应将其视为一个产业加以疏导

　　5月16日，韩烈保终于亲眼目睹了海口“791工程”，10个18洞标准球场连成一片，气势令他叹为观止。

　　这个大型旅游项目工程占地面积超过5万亩，施工时一度有5000多辆工程车同时在工地。其中重要内容就是高尔夫球场。

　　“我有个学生在这里工作，他们年底就要全部完工，邀请我过去看一看。”

　　韩烈保是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常年带领着40多名硕士、博士奔走在各大高尔夫球会，对中国的高尔夫产业了然于胸。

　　“这就是我国高尔夫产业几年来的现状：从2004年国务院明令禁止时的170多个，发展到现在的500多个。北京当时有20多个球场，如今已经有60多个，京津冀加起来已经有100多个。这些球场怎么建起来的？国家应该对高尔夫产业采取什么措施？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韩烈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高尔夫球场生存之道

　　北京长阳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南六环长阳收费站出口50米处，湖畔水景风格的27洞标准球场，7000平米热带雨林主题会所，与碧草白沙的地理环境融为一体。

　　仅仅看到这些，就已经让人心向往之。“实际上我们的价格更有诱惑力，比北部同等档次的球场要便宜一半。”长阳高尔夫会员部总监沈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沈然今年的工作压力相当大，已经有14个高尔夫球场的永定河沿岸，初步形成了“高尔夫走廊”的局面，在相互之间没有地理优势和生态优势的情况下，低价策略是大家不得已而为之的营销手段。

　　“金融危机最先影响的就是这个行业，作为一项额外支出，肯定会被很多家庭列为淘汰首位，因此今年开发新客户的难度非常大，能维护住老会员就是一大胜利。”沈然说。

　　“尽管都会受到影响，但地理位置好、品位高的球场也能鹤立鸡群。据我了解，北京叠泉乡村俱乐部虽然总投资2亿元，比一般的俱乐部要高很多，但他们仅会员一项就进账1.5亿元，每年的球场消费也有2000多万元，成本回收期相当短。”韩烈保说。

　　据韩烈保介绍，普通球场的投资一般在5000万至8000万之间，品位差一点的在三四千万，成本回收期在三年左右。

　　“但永定河边的球场是个例外，因为土地的成本只占很少一部分，所以三四千万的投资，球场品位与东部八千万的投资相当，其回收期在三至五年间。”沈然说。

　　由于永定河多年干涸，两岸河滩荒芜、沙化，几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且国家每年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治理，“有关部门巴不得有人过来建设球场帮助治理，因此也就不会收取很高的土地租赁费，而东部球场的土地租赁费要占总投资的一半左右。”沈然说。

　　但沈然认为合理定位才是球场生存的关键。“我了解这样一家俱乐部，最初会籍定价28万元，但一直发展得很不理想，不得以再调低价格，但这时消费者对其印象已经大打折扣了。像我们最初定价10.8万元，发展到现在的18万元，给客户投资获益的感觉，就能够逐步壮大客户群。”

　　“北京需要370个高尔夫球场”

　　正当沈然为海南高尔夫球场大举进京招揽客户而发愁的时候，韩烈保却说，以北京2000多万人、每个中产阶级每周打一场球计算，未来要建设370个球场才算合理。

　　“没有这个规模，高尔夫想改变在中国的贵族形象，恐怕有一定难度。而要达到这个规模，政府必须主导建设一批公众球场。”韩烈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美国现有的两万个高尔夫球场中，大部分是公众球场。这些公众球场有一部分建在城市内，就像公园，有些本身就是公园，民众花很少的钱便可以去打，交通也十分便利。

　　“为改善城市环境，美国政府一定要修建绿地，他们就想何不修建高尔夫球场呢？高尔夫球场本身便是绿地，可以满足环境需要。而民众参与进来，一方面可以减少绿地的维护成本，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增加税收。”东方高尔夫集团总裁潘仲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美国的森林公园也都开设了高尔夫球场，因为这对防火有好处。森林用草地隔开可以形成防火带，而这些草地建设成为高尔夫球场既保护了森林，又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这些球场只需要10美元就可以打一场，如果国内也能低到这种程度，普及高尔夫运动将易如反掌。”韩烈保说。

　　“如果是公司投资来开办高尔夫球场，首先就要租赁或购买场地，这就需要很大成本，而公司化行为还必须要把这些投入赚回来，其结果自然是大大抬高了球场价格，使其成为贵族运动。”韩烈保说。

　　不过，国内早有开办公众高尔夫球场的先例，只是未能扩大战果。2002年11月，深圳市龙岗标准18洞公众高尔夫球场建成开放，加建新9洞高尔夫球场已于去年完成。“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的责任就是促进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平民化’。”球场创建人之一、现任球场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海兵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龙岗公众球场收费价格严格按照深圳市政府规定的商业性球场20%〜30%的消费水平，打18洞的果岭费节假日为240元，平日只收取150元，两层60个打位的灯光练习场每篮(50粒球)仅为10元。

　　据统计，龙岗公众球场日均接待160人次以上，规模超过国内同类球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20多批业内人士曾来取经，希望借鉴龙岗公众球场的经验在当地发展公众球场。”何海兵说。

　　韩烈保则早替北京考察好了公众球场的落脚地。“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沿岸有大片的沙化河滩，只要政府愿意，建上百个球场也绰绰有余。”

　　禁令为何形同虚设

　　横亘在这个设想面前的，是一道道国家禁令。

　　2004年10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国土资源部门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对淘汰类、限制类项目分别实行禁止和限制用地，继续停止高档别墅类房地产、高尔夫球场等用地审批。

　　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家发改委则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分别对别墅、高尔夫球场用地发布禁令。

　　2006年12月，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的通知》，两目录自12月12日起实行。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高尔夫球场、赛马场项目等六类被明确列入禁止用地项目。

　　“在这么多禁令面前，高尔夫球场5年来却增加了近400个，说明堵的措施根本行不通。国家应将其视为一个产业加以疏导。”韩烈保说。

　　“就现存的500多个球场而言，没有任何一个球场不是经过审批的，区别是市、县还是镇批准的，如果说违规，首先是地方政府违规。”

　　韩烈保指出，高尔夫球场在地方上首先算得上够投资规模的招商项目，它对于环境的改善、就业的带动尤其是税收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会与企业一起以各种名义促使项目落地。

　　一位高尔夫球场的资深人士则告诉本刊记者，像长阳高尔夫这样的项目，甚至不需要市、县、镇审批，由于永定河长期干涸，河滩基本被沿河乡村瓜分完毕，村委会就可以决定把河滩出租给谁，北京市水务局的永定河管理处形同虚设。

　　本刊记者致电北京市水务局、永定河管理处，两部门均称对永定河“高尔夫走廊”的情况不太了解。

　　也正是因为国家禁令的原因，体育总局、国土资源部、发改委等部门均没有针对高尔夫项目的政策，即便投资方想到有关部门审批，也不会有人接待。

　　“其结果就是几年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这种状态今年应该会更加放松，因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开展招商引资会更加困难。”韩烈保说。

　　巧合的是，环境保护部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高尔夫球场出现在了社会事业与服务业类别中，要求此类项目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鼓励发展此类项目。”环境保护部环评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一处有关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生态之虞

　　“就高尔夫球场对环境的影响而言，目前得到的关于外排水和农药、化肥残留的情况并不突出，比较缺乏的是第三方监督机制，因为球场使用的标准都是企业内部掌握，协会和国家层面的监督并不健全。”中国科学院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韩烈保则说，高尔夫球场以河滩地、荒坡、垃圾场为主，大约1%的球场曾经占用过耕地，但都已经受到查处。“以此次参观的海口球场为例，那里本就是光秃秃的火山岩，除了能生长一些野荔枝和杂草外，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投资方是从别处买土把2万亩岩石变成绿地，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显然是积极的。”

　　东方高尔夫集团建设的北京东方天星乡村俱乐部和东方(青岛)生态体育乡村俱乐部，则是在垃圾填埋场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在垃圾场修建高尔夫并不是一个便宜的工程，垃圾产生的沼气会把草皮熏死，我们在建设时不得不铺一层垃圾，铺一层土。”东方高尔夫集团总裁潘仲光说。

　　对于长阳高尔夫项目的联合治沙事宜，时任永定河房山段防汛指挥部负责人的王学增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建这个球场一方面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遏止了一些偷采沙子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改善了河床周围的生态环境。

　　“但高尔夫球场确实比较耗水，像北京的球场绝大部分都远离水源地，基本上都是靠抽取地下水。我们也期望能有用水量较少的草坪或循环系统来削减维护成本。”长阳高尔夫会员部总监沈然说。

　　“具体而言，一个18洞的标准球场每天需要2000立方水，9洞球场则减半计算，目前处理得比较好可供草坪使用的中水还非常少。”绿友机械集团喷灌部潘培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照此计算，北京目前60多个球场每天至少要抽取地下水120吨，如果建成370个球场的规模，每天则要抽取740吨。

　　在今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表示水务局已经对水价调整幅度进行计算，居民水价、工业用水水价等所有水价预计都在调整范围内。5月10日，程静在“2009年北京市节约用水大会”上进一步表示，由于南水北调引水进京规划延后五年，在未来六年里，北京将采取调整水价、出台节水奖励办法等措施缓解用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