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网-文汇报
从政府采购、低息贷款到直接注资，甚至充当主要股东，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汽车业，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政企关系从来是一个微妙的命题——政府同时身为经济管理者和经济参与者，这两个角色界限的厘清将是非常困难的，也将饱受争议。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汽车业是首当其冲的灾难深重的行业之一。从政府采购、低息贷款到直接注资，甚至充当主要股东，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汽车业，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单以通用汽车为例，除去前期的挽救努力，依据新的重组计划，美国政府将投入500多亿美元，包括以300多亿美元持有“新通用”股权和发放200多亿美元低息贷款。奥巴马称，美国政府“并不情愿”担当“股东”的角色，“但这是帮助通用成功的唯一途径”——将纳税人的钱投资通用是为了避免数百万人的利益受损。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危机干预时都必须谨慎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演绎着新的命题。从来自诩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由政府控股民企，将国家资产大量用于挽救私有经济。尽管奥巴马宣称政府“会节制行使股东权利”，不会干预“新通用”日常经营，但政府的收购本身已经是对市场竞争关系的深度干预和直接替代。
政企关系从来是一个微妙的命题--政府同时身为经济管理者和经济参与者，这两个角色界限的厘清将是非常困难的，也将饱受争议。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仍然面对着改革政企关系的命题。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个命题被赋予了更复杂的内涵。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危机干预时都必须谨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届美国政府正做着吃力而不讨好的事，功过可能要几年后才能看得分明。
对于政府来说，放任企业在危机中倒闭是有很大风险的，经济的不景气将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并进一步影响到政局的稳定。而挽救企业，似乎只有几种途径：给它们投资（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注资）；给它们市场（有意促使同业间兼并）；给它们利润（发给消费者消费券）。这一系列的财政给予，就是政府选择若干企业，主要是主导产业的大企业，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即使是处在充分竞争市场上的产业，政府在危机时如此选择，显然也会促进垄断格局的形成。这似乎从源头上一定程度地消除了危机，进入另一段良性循环。
历史上各国政府采用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中，有许多都是直接干预竞争，甚至直接帮助产业重组，扶持大企业的垄断地位。美国当年“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允许垄断地位的重新建立，奖励行业联合自救，只要能改变萧条、提供就业。但是，对“看不见的手”的直接替代注定是不能长久的，193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宣布废除全国复兴办公室及其有关的产业规定。
对20世纪初的政府来说，可以不关注股市的剧跌，但不能不关心经济的基本面，所以，解救危机只能从刺激主导产业需求，减除企业竞争压力，帮助部分企业重新获得垄断利润开始。对21世纪初的政府来说，仍然不脱这样的窠臼，即使目前对金融市场不再弃之不管，却也是为了保证实体经济运行的资金链。
经济危机本身有助于竞争重新找到平衡点，政府要掌握好救经济和救企业之间的区别
但是，经济危机本身有助于竞争重新找到平衡点。长期的经济萧条会使那些发展良好而缺乏银行支持的中小企业破产，然而，当有清偿债务能力的企业购入或接管那些破产企业的资产之后，闲置的机器设备将很快重新运转，不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当然，对存在供需不平衡的产业，短期有效的政策确实能清除部分竞争者，减少生产能力或减少供给。这样的清除，虽然市场总是能做到，但由政府来做会更快速更直接。
美国对克莱斯勒和通用正在这么做，德国对欧宝汽车也是这么做的，其他的欧洲汽车企业的被救，估计也不出其左右。美国政府已经用到极限的方法：政府成为企业的大股东。保护这样一个战略性产业度过非常萧条的经济寒冬，政府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没有绝对的私有经济道路和公有经济道路，只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做怎样的选择。
另一方面，通用汽车承认，它在中国的资产是优质资产，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在新兴市场的投入。这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也受到此次危机的波及，但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几种干预方法：扩大需求（投资、内需、出口）、增加货币供给、货币贬值、加大投资、降低税率等，美国选择着重于增加货币供给和加大投资，而中国则着重于扩大需求和降低税率。虽然具体方法有所差异，但都是直接针对实体经济，政府都要掌握好救经济和救企业之间的区别。
仍然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很有可能破坏市场原有的效率而得不偿失。即使在危机当中，除非是战略性的产业或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企业，政府仍然不宜采用如下政策：纵容价格卡特尔、授意兼并和重组以及直接补贴某些企业。而减少政策性激励、清除政策性壁垒、公平的国内政府采购以及对劳动力的积极疏导，这些措施则是可行的，虽然见效较慢。
目前美国政府对大企业的一系列挽救政策，仍然是依靠大量的财政投入。这种在财政收入与支出上的国家结构性财政赤字，都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在重建预算平衡和重新激活美国经济上迄今为止的明显失败。不断加深的财政危机和对付危机的政策措施尽管包含了令人困惑的不一致性，但始终都是朝向有利于资本家企业和富有阶层，而不利于劳动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可以预见，经过此次金融危机，贫富分化将进一步加深。《华尔街日报》有文章认为美国政府的行动已经超出了限度：“我们相信政府应该遵守两条关键的原则。第一，只有在确实是市场失败的情况下才能出手干预。第二，政府干预对纳税人带来的成本应该减至最低。”政企关系迟早应当恢复到这样的准则上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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