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撼动伦敦金融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6月3日，上海市-伦敦金融城高端对话在上海外滩举行。伦敦金融城市长陆毅安一行与上海市政府有关领导、金融机构高管进行会晤，就“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展开讨论。

　　帮上海要政策

　　“去年11月，我和市长先生在伦敦金融城见过一次面。时隔半年，我们再次在上海相会。如此密集的频率见证了上海和伦敦金融城密切互动的关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表示，上海希望充分分享伦敦金融城的历史和经验，更想知道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伦敦金融城如何保持活力。

　　上海市政府表现出的谦虚和诚意打动了远道而来的陆毅安。他告诉记者：“我们能够感受到上海市政府建设‘两个中心’的强烈意愿和坚定信心。”在他看来，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要在软环境建设方面下足功夫。

　　陆毅安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与会英国代表的支持。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俊锋跟记者分享了自身经历。他透露，信诚基金吸引国际人才留在上海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国际人才在进入上海市场后，需要重新了解市场和相关制度，这就阻碍了产品创新的速度。此外，对于公司聘用的年轻人，尽管平均工资水平不算低，但在面对买房、子女教育等问题时，压力依然较大。

　　汇丰集团战略部高级经理贺洽思认为，加强软环境管理，让国际金融人才愿意留在上海，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贺洽思指出，为了方便公司展业，国际金融机构在进驻一个城市时，往往考虑离监管部门近一点。“上海市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动动脑筋’，让行业和监管者之间更方便地交流。”

　　“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应该给予上海更多的支持。”英国安永实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孔宏德帮上海要起政策来。他说，在立法、监管等方面，中央政府可以更多地考虑上海在建设“两个中心”时的需求和情况，作出适当的倾斜，让上海先试先行。

　　其实，上海市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马弘强调称，未来上海将构建“一城一带”格局，即把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城”和黄浦区的“外滩金融集聚带”作为上海的金融核心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严旭透露，正在积极推进前台后台分离和软环境建设，尽量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上海市黄浦区区长周伟则指出，“在落实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正在做5项工作，具体包括：加快制订总体发展规划，营造良好环境，创新金融文化，改善政府服务，聚集金融机构。”

　　向伦敦学监管

　　英国期货与期权协会中国顾问安江说：“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从我们的错误中获得借鉴。”在他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被低估，更重要的是，监管者对场外交易的监管过于放松。

　　陆毅安也强调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对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达成全球性协议，但并不是说需要“全球性的统一金融监管”。此前，英国一直对欧盟试图建立一套泛欧金融监管体系颇有微词。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一行三会’应该在监管理念、原则、标准上做到统一。”

　　她进一步分析到，统一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实行功能统一监管，即产品属于哪个业态，就由该业态主管当局监管，而不考虑这个产品的设计者是什么性质的机构；二是对金融机构实行统一并表监管；第三，除了纯中介、经纪业务，监管部门应对金融机构提出资本金要求，进而限制其杠杆率。

　　吴晓灵的建议得到了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国区总裁李权在内多位英国代表的赞同。李权同时提出，加大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敏感度，有助于控制风险，“当然，加强监管并非要扼杀金融创新。事实上，有效的监管有助于产品创新。”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徐明坦言，中国金融市场相对比较年轻，远没有到过度创新的地步。而在交通银行副行长钱文挥看来，利率、汇率因素限制了相关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我们应该在债券类、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上有很大的进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