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热潮再度兴起，对广东和相关省份来说，主要是为了抱团应对目前的金融危机。长三角比珠三角占优的一个原因也正是长三角拥有宽广的腹地，而珠三角却缺乏这样一个经济战略纵深，因此规避危机的能力有限。

　　日前，第五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在广西南宁隆重开幕。本届论坛主要围绕三个议题:一是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加快泛珠三角区域交通网络建设，共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及周边地区便捷通道；三是构建信息合作联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热潮再度兴起，对广东和相关省份来说，主要是为了抱团应对目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生产过剩导致的，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下滑、购买力下降，导致制造业大省广东的外贸企业遇到困境，国际订单急剧萎缩。这也暗示原来那种在投资的带动下，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众所周知的解决方法之一是扩大内需，但这个方法说了很多年，长期以来却没有做到，直接的原因就是区域经济合作存在问题。长三角比珠三角占优的一个原因也正是长三角拥有宽广的腹地，而珠三角却缺乏这样一个经济战略纵深，因此规避危机的能力有限。

　　正是基于这些对现实的判断，泛珠合作将成为珠三角摆脱目前危机、甚至推行一体化的必要基础与发展平台。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广东将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开拓国内市场，以此推动企业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泛珠合作省区投资设厂，在转移产业的同时鼓励农民工双向流动，为广东也为各省区加快发展作贡献，实现互利共赢。”

　　而对其他省份来说，这种合作的价值也在危机中凸显出来。前几年，泛珠合作一直处在不冷不热的状态，那是因为相关省份都没有意识到合作的紧迫性。金融危机的到来给泛珠合作提供了新的课题。如何抱团应对、共克时艰，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成了当前泛珠合作最迫切和艰巨的任务。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泛珠各省、区发展面临种种挑战。“抱团取暖”、“联手发展”也就成为各方的现实选择。为贯彻中央扩大内需保增长政策，为进一步深化泛珠合作，泛珠各方也开始进一步联手开拓市场，加强经贸合作、产业对接。而泛珠“9+2”的区域合作将不同省区各自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以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目标，进一步拓宽泛珠合作领域，形成地方区域合作，恰恰是解决内需不足问题的对症之药。

　　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泛珠会议才提出：“要以扩大内需、促进产业转移、改善民生等为重点，主动消除行政壁垒，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维权联动和检测结果互认等机制，加快形成公平开放、规范统一的大市场；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强各行政区域之间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内产业有序转移、合理布局、集约发展；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加强环保、劳务、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的合作。”其重点应是加快人才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社会保障等政府体制的对接和一体化、以及产业的结构和区域调整。目前的金融危机对制造业和东南产业集群冲击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面城市化和第三产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新设厂和新投资开始流向中西部地区，将改变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结构，以及东西部不平衡的区域经济结构，使中国南部经济在经济危机之后更富竞争力和后劲。

　　中国的国土大小和人口数量相当于整个欧洲，中国经济内部的平衡和平稳发展，有赖于其内部整合。在泛珠三角地区，前四届“泛珠论坛”，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签署协议、宣言、备忘录超过100个。应该说，泛珠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相比如此广阔的地域，如此复杂的经济格局，这种合作还不足以形成全面深入的整合。区域一体化最需要的是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彻底打破地方政府行政分割，矫正市场资源配置失衡，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形成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和后续发展的强大实力。

　　龙袍与袈裟，都在印证商业热闹

　　令狐补充

　　谈及正题前，不妨先掂量16万元钱在市场上能买点啥。首先，可以买一辆过得去的私家车。在房价不低的地段，能买一个不足10平方的卫生间。更进一步，少林寺烧一炷高香就要6000元，16万元还燃不够30炷。相较于该寺每年数千万元的门票收入，16万元更是不值一提。

　　真还应了句俗话：钱钱钱，命相连！当“微不足道”的16万元，成为一件华丽袈裟的估价，事情立即发生变化。6月6日，南京云锦研究所举行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京云锦传习基地”揭牌仪式暨释永信方丈云锦袈裟交接仪式。随后，一则《释永信定制云锦袈裟仅金线就价值5万元》的报道，让这位少林寺CEO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据了解，加上做工和其他材料等费用，该袈裟约费16万元。释永信回应，“那件袈裟是南京云锦研究所送的，不花一分钱。”

　　南京云锦是传统丝织提花工艺品，为南京工艺“三宝”之首，代表古代最高丝织技术水平，皇帝老儿的龙袍就由这玩意制成。现在经过8年努力，龙袍变成了僧衣，成了以特立独行名满天下的少林寺方丈的袍子……消息一出，招来众多网友声色俱厉的口诛笔伐。

　　袈裟作为和尚的礼服和地位象征，意义非同小可。当年六祖惠能，传承了禅宗衣钵，处境险恶，不得不带着五祖给的木棉袈裟潜去，九死一生。也就是说，与一袭袈裟有关，当年惠能和尚遭遇的困境，远比生逢和谐社会的少林寺CEO凶险得多。因此，白白胖胖的释永信，能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也很正常。

　　反复强调释永信是一个CEO，是为了揭示这只是一单生意。更准确地说，是一起商业炒作。南京云锦研究所，利用释永信背后的少林寺光环，附加上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噱头。而释永信8年前就表达了对云锦袈裟的向往，双方因此一拍即合。结果虽尚未见分晓，但释永信总算得到了旧时皇家才配用的面料，增添了些许威仪。而云锦重新进入了公众视野，企业知名度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如果参与方不是释永信，只是一家普通公司，效果自然会差很多。

　　回头想想，自释永信升座少林寺方丈以来，行状不断出人意表，才是引来网友激烈反应的缘由。说穿了，云锦袈裟和16万元之类，只是一个说话的契机甚至骂人的借口。

　　香火鼎盛处未必是清净之地，这本是常识，更何况在这个世风不古，物欲横流的社会转型期呢。芸芸香客身处娑婆世界，原来巴望严守清规戒律的少林寺，还能给自己点慰藉。哪里料得到释永信创意无限，敢于收罗云锦袈裟，开豪华轿车，带领少林寺华丽转身，可谓惊险之至，胆子再大的人也难免吓一跳。

　　空地可以闲置 学校何以难建

　　华克涧

　　一边是三万平方米的土地闲置17年也不让建学校，一边是深圳最大社区数千名学生舍近求远外出求学—深圳桃源居集团与深圳机场开发公司之间的土地纷争，近日愈演愈烈，居民希望在空地建公立学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此事目前仍无任何进展，当地有关部门也未作出任何反应。

　　关于这块土地的利益纷争，早在2004年深圳市中院已作出终审判决：深圳机场开发公司拥有该土地所有权，但应分担桃源居集团投入的市政公建配套费。判决后，双方的纠纷一直没有平息，机场公司方面希望另行出售或转让该土地；桃源居开发商李爱君本人表示希望该地块由政府收回，将来改为公共教育用地，因此坚决反对该地块的转让，并承诺要捐资建公立学校，广大业主对李爱君的做法纷纷表示支持。

　　按理说，机场公司出市政公建配套费，桃园居负责开发建学校，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令人费解的是，一场开发商与机场公司十多载的“水火”之争，使深圳这一土地资源奇缺的城市土地白白浪费不说，居民本应享用的配套设施也得不到改善。业主为此成了这次纷争最大的受害者。教育问题，对于桃源居的家长来说就是一场战斗，为了让孩子上学不再受苦受累，一些业主曾卷入了流血冲突之中。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民生问题了，其实我国对于社区学校如何配套也早有明文规定。对于学校的配置，根据深圳市2003年出台的《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规定，3万人的桃园居社区，就必须配置一所36个班的小学。但目前学生已多达4000多名，由于没有一所公立学校，家长只能花费昂贵的学费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或是舍近求远去数十公里的公立学校。

　　对于这个地块的问题，机场公司方面声称当年和桃源居签署的开发协议规定，需要配套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各多少所，但李爱君并未完全按协议建学校，而是将部分学校用地开发成了楼盘。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开发商与机场公司的利益之争，才导致此事久拖不决。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业主？为什么法院的判决难以执行？到底是谁在为违法者撑腰？近来，有关该纠纷的帖子，在网上炒得如火如荼。但目前仍无任何主管部门对此事作出回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该土地“闲置”时间若超过国家规定的期限，当地国土局就应收回；而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出面协调，解决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但目前来看，不管业主的呼声如何高，冲突事件怎样上演，相关部门仍是置之不理。

　　三万平方米土地的闲置，17年的“恩怨情仇”，造成三万人社区4000多学生上学难，到底捱到何时才可以解决？

　　如何制约

　　“网络黑社会”

　　何乡

　　6月2日，来自公安部的消息称，造成5·19暴风门断网事件的4名黑客已经被抓获。关于网络黑客的讨论，由此进入一个新高潮。在我们的记忆中，第一代黑客发起网络攻击，主要基于某种理念或技术的自炫，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更多出于商业目的。这之间，他们采取的手段也有变化，以前是直接敲诈、收保护费，后来敲诈报案的太多了，就变成帮助A公司打B公司，动辄就动用上10G的流量攻击。现在更是盗号挂马、窃取商业机密。据报道，黑客产业与现实已经接轨，这是一个有几十万人同时从业的巨大产业，产值可能高达数十甚至上百亿，有人称其为新型的“网络黑社会”。

　　黑客利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的漏洞发起攻击，本身是一种社会越轨行为。网络社会有其自身的规范，黑客通过违反这些规则而获得某种满足。如果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对越轨者的划分，第一代黑客的很多行为应属“不遵从越轨”，而现在更多出于攫取钱财目的的黑客，应属“反常越轨者”，即他们亦知自身行为缺乏合法性，只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从事破坏活动。

　　日常网络生活中遭遇的更多是第二种黑客。所谓的第一代黑客，现在也多从属于某个网络安全服务公司。而据业内人士的说法，有些安全公司本身就是发动商业攻击的黑客（就如同有些病毒的制造者实际是杀毒软件公司），依靠其技术，明里摆出网络安全守护神的架势，背地里却是阴暗的商业偷窃者。还有很多散兵游勇或流动作业的黑客团体，他们的行情也很好，据说月入5万轻松平常。

　　按默顿的说法，当社会的文化与结构之间存在紧张或冲突时，越轨就可能发生。例如，如果社会文化将赚钱作为普遍欲求的正当目标，但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有些人无法通过符合规范的行为获得更多的钱，如果他自身的道德信念不强，就可能发生越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社会文化对逐利的过分强调和去道德化趋向，也可以作为被检讨的对象。孟子的“义利之辨”实则具有高度的社会洞察力。

　　网络的开放社会，让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大大增强了。对黑客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可以从内控和外控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加强正式的外在控制，如让警察更有作为，在立法和司法上对黑客形成更大的威慑，当然是必要手段，非常重要。但如果社会价值规范能内化到人们的内心，无疑是社会控制的最有效途径，但很遗憾，当下正处于孟子所担心的重“利”而轻“义”的价值失序阶段，不仅黑客自身没有自我约束能力，就连他周围的熟人群体也难以对他形成舆论的制约—更常见的情形是，这些熟人对黑客的能干和多金赞赏有加。不独黑客，其他所有带危害性的越轨行为，都提醒我们，在强调外在社会控制的同时，一个时代的价值重建也应提上日程。

　　新型公共安全危机凸现

　　刘洪波

　　成都公共汽车燃烧事故，可能要重新命名。现在，调查已经指向有人携带汽油上车，因而它开始从一场“事故”转变为一个“事件”。

　　事故与事件的区别，在于前者应该属于意外，哪怕人为也是意外，而后者可能是“意料之中”，也就是说，后者是有意制造的一个结果。汽车自燃的可能性已经排除，爆炸的迹象也没有发现，有人携带汽油上车就成为主要的原因。

　　调查组的官方说法相当谨慎，“不排除过失或故意引发燃烧”。幸存乘客的说法较为直接：看到有人倾倒了液体，闻到两股汽油味，很快出现了燃烧。乘客的描述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故意制造的燃烧事件。

　　然而如果这是一起人为制造出来的燃烧事件，那么更重要的当是认识到非传统性公共安全问题的出现。

　　传统上，我们对公汽较多地考虑行车安全，这主要是从车况、路况和驾驶情况来考虑，也包括配置逃生设备等等。传统上，我们对公共空间的安全设计，主要是用于应对各种意外情况，应急机制也是用于处置非故意的紧急情况，以及“理性的扰乱行为”，前者如各种安全事故，后者如“跳楼秀”、“堵马路”等等。

　　然而，新的公共安全问题出现了。如同国家安全中加入了恐怖袭击、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等新的因素，公共安全问题中，不挑选对象的破坏性行为可能在增加。去年的昆明公汽连环爆炸事件，前些年靳如超在石家庄制造的居民楼爆炸事件，前不久昆明家乐福商场的人质绑架事件，湖北随州熊振林杀害8人案件，刚刚发生的湖北大冶男子街头杀人致4死2 伤案件等等，在传统公共安全体系中很难预判和事前预防。

　　传统公共安全观念，建基于直接的“因果对应关系”，而这些新型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缺乏明确的因果对应。例如传统上，人们保证剧场安全，会较多地防备火灾和踩踏，防范重点在于“意外事故”，而现在可能需要加入防范故意破坏公共安全的行为。

　　某种程度上，公共空间的新型非安全因素类似于恐怖行为，恐怖分子的手段都可能被采用，例如爆炸、杀人、纵火、投毒、细菌袭击、污染水源等等，这些犯罪行为并不挑选特定对象，它是更加缺乏理性的、更加不计后果的，甚至是以破坏性最大化为追求的。

　　随着这些非传统公共安全问题的出现，应当有新的公共安全观念。无论如何，这些以无辜者为对象的生命残害行为必须受到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而不能得到丝毫的宽囿。同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则需要深入研究。新的公共安全观念，要对严重群体冲突、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极端冲突周密考虑，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诸方面予以正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评家

　　天灾是天灾 人祸归人祸

　　童大焕

　　在许多城市人眼里，气象部门是可有可无的，尤其是很多写字楼里的白领阶层，经年累月过的都是没有阳光也没有雨露的洞穴般生活。然而，国家气象局最近的一个紧急通知，使气象服务的重要性陡然突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气象部门全力做好汛期气象服务，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汛期气象预报服务上，凡出现重大气象服务失误的，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追究有关领导责任。这样一来，百姓挂在嘴边的“天气预报，胡说八道”的负面印象，也许将要得到改善了。

　　事实上，气象服务的确已经对民生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为了服务农桑，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气象服务，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是城市居民的必不可少。一场飓风和暴雨，轻则致交通堵塞道路淹没，重则使山崩地陷房倒屋塌，生命流离失所；甚至是一场高温，或天气骤冷，都有可能使年老或体弱者死于非命。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但中国自古即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古训。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七分人祸”里至少包含平时预防不力和灾害来临时预警预报不力两个方面。显然，气象局的紧急通知是要向灾害预警预报不力的体制开刀。灾害信息预警预报不力，虽然一方面受制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更重要的是受制于信息不够公开的管理机制，能否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准确传达预警预报信息，在手机、互联网、广播、卫星电视普及的时代，技术手段也并不复杂，成本十分低廉。问题只在于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体制机制问题。国家气象部门敢于向自身的灾害信息预警预报不力开刀，的确需要勇气，但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理应承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西哲曰：学术无良知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是社会的毁灭。我们需要共生，不想毁灭，对相关职能部门的政治和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就是题中之义。

　　以此往前推进，作为与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环境信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的预警预报不及时不得力必须有政治和法律责任追究体系，那么地质灾害等信息的预报预警不力是否也应该有同样的责任追究体系？再往前推，更大范围内的环境信息公开是否也应该有相应的责任追究体系？

　　本着“天灾的归天灾，人祸的归人祸”的公正、公平原则和法治精神，灾害预警预报不力要严肃问责，因平时偷工减料、厚此薄彼等人祸因素导致天灾来临时危害加剧和扩大，自然也不应该逃脱道德、政治和法律的惩罚。

　　“天灾的归天灾，人祸的归人祸。汝今能持否？”这是个永远无法回避的拷问。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