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平谷区，“看病国家全包”的公费医疗已经成为历史。

　　6月11日的《京华时报》报道了这一具有破冰意义的创举：作为北京市医疗改革唯一试点区，平谷区5月起在全市率先试行公费医疗并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

　　“看病不要钱”一直是机关事业单位最令人羡慕的福利之一，北京平谷区的医疗保险改革，终结了这项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福利。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地方财政减负、清除公费医疗带来的种种乱象，更在于部分填平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福利鸿沟，走出了社会公平的重要一步。

　　我们知道，机关事业单位由全体纳税人供养，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是由纳税人聘请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雇员”。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福利不应该高于社会一般水平。但长期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却一直是“高福利”的代名词——不管是医疗还是住房，其保障水平都远远高出社会一般水平。比如说看病，就一直是国家全部埋单的公费医疗。这在常识上是一个悖论——由纳税人供养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他们的福利却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纳税人。这在社会公平上更是一种异象——在全民社会保障仍不健全、总体水平也仍然较低的情况下，手握公共权力的机关事业单位，却在享受着高标准的健全福利，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机关事业单位高福利的存在，不仅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导致行政费用连年居高不下，也在事实上制造着分配不公，酝酿着社会其他群体对机关事业单位高福利的不满情绪，加重社会的断裂感。

　　当下之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安全趟过这个深水区，“社会公平”应该是我们紧抱不放的一块巨石。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效率”和“公平”需要被重新解读。在市场经济初期，“效率优先”曾经是排除一切的正确口号。但多年以后再回首，我们会发现，在“效率优先”的口号下，我们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政府对全民在医疗、住房、教育方面的欠债也越来越多。痛定思痛，我们终于懂得，“效率优先”并不是一切，市场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的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他们最需要的，是公平，是政府提供的安全感。正因为如此，国家有关部门自去年以来开始积极酝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新医改的重点也放在了“公平就医权”上面，而在住房方面，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正在急剧扩大规模。这一切政策的指归，就是最大程度地弥补社会裂缝，向公平靠拢。

　　公平从来都不会自动生成，它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公共权力不遗余力地推进。而在推进社会公平方面，政府毫无疑问应该率先垂范，勇于割舍既得利益，成为社会公平的发动机。以当前的国力而言，实现全民像机关事业单位一样的高福利并不现实，因此，公平的生成就只能是机关事业单位福利向社会一般水平靠拢，而这部分节省下的财力，应该可以让低保障水平的民众福利提高一个档次，形象一点说，就是削峰平谷。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优质结构应该是一个纺锤体，中间的部分越大，这个社会就越稳定，满足感就越强。

　　就此而言，北京试点取消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正是一个极具丰富内涵的探索——它以破冰的勇气告诉我们，社会公平的实现，就存在于取消公费医疗这种割舍权力既得利益的改革细节中，而如何从制度设计上让权力不得不割舍各种既得利益，恰恰又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不得不直面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