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6月11日将甲型H1N1流感疫情从5级升为6级，意味着疫情已演变为“全球大流行”。总干事陈冯富珍此后在公开场合要求，全世界医药企业联合起来，帮助贫穷国家人们渡过难关。

　　但是，就在她发表讲话后，诺华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思乐表示，制药没有捐赠的义务，发展中国家或捐赠国家应该承担这笔疫苗费用。

　　总干事和药企高管之间的一番表态，成为甲型H1N1疫情暴发以来，不断激化的政企矛盾的缩影——企业到底有多少社会责任需要履行？对于可能造成的亏损，企业如何规避？

　　捐疫苗还是卖疫苗

　　6月12日，诺华宣布通过全新细胞组织培养技术，生产出第一批抗击甲型H1N1流感的疫苗，这距离WHO宣布流感大流行仅仅1天的时间。

　　在WHO公布流感病毒毒株后，各跨国企业之间进行了一场疫苗赛跑，谁第一个研制出疫苗？谁第一个批量生产？谁的产能能够全部运转起来？不仅体现了上述企业对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速度，更是相关企业提升品牌形象和占有率的绝佳时机。

　　显然，诺华先声夺人。与鸡胚细胞培养疫苗采用传统疫苗生产技术相比，采用细胞培养技术，一旦成功分离出大流行的病毒株，就可以立即开始疫苗生产，不需要先让病毒株适应在鸡胚的生长环境，这项技术能够将疫苗生产的起始时间提前数周。此前，鸡胚制法时间约2个月。

　　与此同时，其竞争对手也纷纷发表声明，表明各自的进展情况。澳大利亚的CSL公司称，将于8月中旬生产出首批疫苗。

　　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安万特、阿斯利康以及百特都参与了疫苗竞速，其中一些证实，已收到订单，最早一批疫苗将于9月或10月前面世。

　　很快，超过30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向诺华提出了供应要求，希望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

　　这包括过去已经达成的大流行流感疫苗供应协议，和新的疫苗供应要求。其中，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已经于2009年5月与诺华签订了2.89亿美元的订单，这也是美国政府对于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最大的订单。疫苗产业背后隐含的巨大商业利益已经浮现。

　　于是，魏思乐警告说，诺华的H1N1疫苗供应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各国政府预订，这加大了供应短缺的可能性，就连那些能负担得起疫苗的富裕国家也无法幸免。他预计，每支疫苗售价将在10美元至15美元之间。“如果你希望可以持续生产下去，你必须提供物质刺激。”魏思乐表示。

　　显然，在捐疫苗和卖疫苗之间，诺华选择了后者。

　　道义的选择

　　不过，也有与诺华采取反响操作的商家，如葛兰素史克已经宣布将为穷人提供5000万剂疫苗。如果按照魏思乐的估计，那么葛兰素史克仅在甲型H1N1疫苗销售额一项，将在未来损失5亿～7.5亿美元，而2008年，葛兰素史克的全年净利润为74亿美元。

　　也许不能将用于捐赠的药品直接计入销售额的损失中，但是面对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跨国制药企业正被要求履行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而CSR如何与企业经营业绩取得平衡显然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最近，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发表了题为《抗流感：借达菲药物储备问题探讨流行病应变策略》的案例，以罗氏生产的达菲为例，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

　　“达菲”是对抗甲型H1N1流感的有效药物，疫情暴发后，达菲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在2001年SARS和2004年禽流感流行后，达菲已经成为罗氏旗下最为出名的药品。

　　INSEAD营运管理学教授卢克·沃森霍夫表示：“罗氏正处于很特殊的处境中。全球对达菲药物的需求，使罗氏这个拥有全球‘达菲’专利的公司陷入了一个很艰难的处境。”沃森霍夫和INSEAD的客座研究员拉米纳·沙米共同撰写了上述研究报告。

　　“罗氏的处境有多难？试想如果罗氏本来能够生产足够的达菲但他们没有做到，又假如疫情暴发，有很多人由于没能及时用上达菲而丧命，罗氏作为达菲专利生产商，责任将有多大？恐怕公司到时将关门大吉。”沃森霍夫表示。

　　事实上，达菲在2005年禽流感疫情暴发后，一度脱销。罗氏面临了来自包括WHO在内的巨大压力。最后，罗氏决定改变达菲仅在瑞士生产的格局，在疫情主要暴发地中国，和另一最大发展中国家印度设立授权生产点。在中国，上药集团和东莞东阳光集团获得了授权。

　　无尽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罗氏曾敦促各国政府积极应对流行病毒，但各国政府置若罔闻。1999年，该公司推出了达菲，当时产能为每年2000万剂。

　　不久，禽流感暴发，尽管缺乏政府部门支持，罗氏决定把达菲生产量从原有的2000万剂增加到5500万剂。而在2005年，由于美国政府要求罗氏供应2亿剂达菲，罗氏决定在2006年年底前把产量提高到4亿剂。

　　为保证产量，罗氏在全球各地进行审核授权，网罗10个国家的18家公司作为全球供应网络的核心合作伙伴。罗氏承担合作成本，包括资本投资、技术转移、资格认证以及药典备案开支等等。

　　除此之外，罗氏还在供应链的每一区域增添一名供应商。除了向中国和印度的3家公司授予生产许可证外，罗氏还和一家南非的公司分享生产技术。

　　不过，随着禽流感逐渐远离，各国对于达菲的需求量也大幅降低，同时对于药品储备也开始放松，这不仅导致在未来的应急中，多数国家的达菲库存几乎为零，同时也导致罗氏产能大量放空。

　　据CBN记者了解，在获得授权后，国内两家达菲生产企业就几乎没有开工生产，原因即是需求不足。

　　“迄今为止，上述一切费用都由罗氏承担，基本上公司把它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沃森霍夫表示，“现在它是否还得继续承担这样的负担呢？还是应由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来承担这些开支呢？”

　　5月12日，罗氏向WHO捐赠了565万疗程的达菲，按照目前国内每疗程200元的售价计算，这笔捐赠价值11.3亿元。此前，该公司已经向WHO捐赠了300万疗程达菲，以及200万疗程的“地区储备”。

　　缺位的政府

　　随着甲型H1N1流感不断升级，昨日，罗氏中国新闻发言人曹湧对CBN表示，该公司已经通过产能扩充，将年内的达菲生产量提高到4亿疗程，其中月均产量超过3600万疗程。而回想2004年，在禽流感暴发之时，罗氏的达菲产能全年2800万疗程。

　　事实上，在本次甲型H1N1流感未演变成大流行之前，罗氏就曾公开发表声明，敦促各国政府加强采购力度，而不能延迟到疫情暴发之时再加以储备。当时，罗氏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旦发生大流行的供货序列，其中最优先供应的将是WHO的需求，接着是政府订单，最后是公司采购。

　　不过，罗氏当时就表示，所有的药物采购都将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它同时强调，每一新批次的达菲，从接到订单到采购原料、组织生产，其周期为6～9个月，如果各国政府不提前预订，那么很难想象此后的产能一定有保证。但从目前供不应求的情况看，显然上述声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这次大流感，我们的应对措施是否周全？”沃森霍夫表示，“答案是否定的。虽有先前的教训，但情形没有多大改善，我们还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让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民正确应对流感而不陷入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