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所所长李扬：危机拷问金融生态

　　徐以升

　　金融体系并不是独立的，它的运行广泛地涉及到更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环境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是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次系统地将仿生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金融体系，系统阐发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并运用它对当下中国金融运行中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性矛盾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获得了中国金融界的广泛共识。从2005年起，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支持和协助下，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开始实施了对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跟踪研究。在今年7月4日即将召开的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和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主办的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讨会上，将发布第三份金融生态研究报告。

　　在2005年的研究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带领的团队，立足于地区层面，对我国不同地区之间金融业健康程度巨大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构建了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体系，并据此对50个城市的地区金融生态进行了测评，最后提出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加强金融法治和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三大政策建议。2006年，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地域范围大幅扩展，包含了31个省、市、自治区和90个重点城市。

　　今年发布的第三次研究报告，则将专注于探讨地区金融风险差异对信贷资金流向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生态。报告将对31个省、市、自治区和100个核心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和338个地区的信贷资产质量等级进行评估。

　　第一财经（CBN）将协办此次会议。会议前，CBN专访了李扬。

　　银行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刚刚开始

　　CBN：自2003年以来，各方都非常注重金融生态建设，怎样整体评估最近几年金融生态建设的进展？

　　李扬：综合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正在稳步改善。

　　这种改善，与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发展密切相关。

　　从直接融资方面来看，我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各地区的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我们的研究显示，虽然正规的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停滞，但通过多种渠道展开的直接融资却有较大发展，总的结果是，各省区直接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逐年提高。

　　就传统的银行信贷领域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财务重组、再资本化和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之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逐步得到强化。其主要表现是：各银行总行均强化了集中管理，并主要依据地区间风险收益的差异进行跨地区资金配置；各类银行之间及银行的各地区分行之间亦积极开展了以贷款交易等市场化的方式调配信贷头寸的活动；新建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区域布局上也相对集中等等。

　　以上趋势的发展，形成了信贷资金依凭地区金融风险差异而从高风险地区向低风险地区流动的趋势。这不仅整体提高了银行信贷的效率，降低了风险，而且客观上对某些地区形成压力，迫使其着力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以便吸纳更多的信贷资金。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压力，堪称金融体系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这种良性互动下，中国各地区信贷资产质量近年来有了明显改善，银行体系的信贷资产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显著下降。2003～2007年，中国各省区信贷资产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的平均水平已经分别从21.04%和12.41%降低至9.88%和6.51%。这中间，各地区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努力功不可没。

　　CBN：银行体系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金融生态的重要内容。你提到了这种“良性的互动”，但目前依然有声音认为，“政府依然是银行部门的主要股东”，这导致“大型国有银行的实际运作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许多银行仍将大量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贷款几乎或完全没有根据商业风险进行定价”。尤其是在危机之下，银行体系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又重现了改革前的很多模式。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种银行与政府的互动？

　　李扬：我们研究中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认识到现实中的金融业是依托一定的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来运行的。中国的金融风险固然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缺陷方面的原因，更有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不良的深刻根源。中国金融业的问题事实上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累积的集中表现。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银行微观治理结构层面的改良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金融业发挥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金融风险同样也会发生并积累成灾。

　　也就是说，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中，银行即便能够从内部治理层面将来自政府的不当干预挡在门外，但是迫于经营乃至生存的压力，最终还是挣脱不出现行的体制框架。这意味着，要想廓清政府与银行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当银行体系的内部改造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还需要通过加快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法治环境建设等，进一步巩固和深化金融改革的成果。

　　我们并不是在倡导一种机械式的阶段论，也不认为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之前，金融改革应该停顿。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任何单项的制度都只是整个制度环境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要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良性作用，需要其他相应的制度来协调和配套。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某些体制的改革“超前”或“滞后”都可能造成无效率的结果，这是转轨经济体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单纯地沿着诸如股权结构分散化等微观层面的改革来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风险问题，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但是，坦率地讲，银行体系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跟踪监测、研究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地区普遍面临经济衰退、财政吃紧、企业盈利下滑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最近几年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的趋势未来能否维持，这个问题可能不容乐观。

　　警惕新增信贷“亲政府化”

　　CBN：2008年11月以来，在政策的指引下，银行体系投放了巨额信贷。很多声音担忧这些信贷的决策，更担心在未来会不会产生巨额的不良资产。

　　李扬：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银行信贷大幅增长。现在看来，这些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对于扭转经济持续加速下滑的趋势，对于加快经济复苏的进程至关重要。

　　但是，对于从去年11月份以来新增信贷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此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予以高度关注。在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新增信贷“亲政府化”风险；二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同时也关系到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复苏进程，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是息息相关。

　　CBN：当前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中主要靠政府主导项目投资，而政府主导项目离不开信贷的支持。这是不是就是你提及的“信贷的亲政府化”？

　　李扬：是的。毫无疑问，当前各地政府雄心勃勃的经济投资计划，以及新增信贷剧增并且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基建工程项目的现象，依然是这个体制背景下的产物。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央出于刺激经济的需要，对地方投资冲动的监管力度必定会大大低于经济繁荣时期。这就使地方政府比较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然资源或其他方面的行政影响力，吸纳金融资源。

　　问题在于，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央和地方之间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但是可以预计，一旦经济复苏的进程开始明朗化，地方过度投资的问题和中央宏观调控的压力仍将逐步显现。

　　应当看到，这种“银政合作”模式与当前经济衰退和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然而，一旦经济有效复苏且进入正常增长的路径，这种在经济衰退时期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短暂“和谐”关系可能遇到新的挑战，未来新一轮方向相反的宏观调控，可能再次将产能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银行呆坏账风险提到我们面前。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启，可谓前车之鉴。

　　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体制症结

　　CBN：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小企业贷款难。这是个老问题，而在危机之下显得更为突出。

　　李扬：应当承认，在经济下滑过程中，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粗略估计，今年1~4月累计新增的5.17亿元贷款中，中小企业贷款的增加额度约占5%，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10%。

　　这种状况，仍然可以归因于贷款的“亲政府化”。尽管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实行“政企分开”、“减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等等，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弱，近年来似乎有愈益增强之势。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资源等要素的分配及其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政府事实上就掌握了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

　　在这样的体制下，金融必然要依附行政权力，金融资源的配置必然要服从于政府行政的导向。但是，问题还有更为复杂的另一面。客观地说，在现有体制、机制和融资技术下，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要高于对大企业和大项目的风险。因此，如果我们听任市场机制来左右信贷资源的配置，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更为困难，金融生态环境可能更为恶化。因此，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我们可能还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关注。

　　CBN：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排除政府对金融运行的干预，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政府对诸如中小企业融资之类的问题给予某些支持，这不是矛盾吗？

　　李扬：是存在矛盾，而这正是问题的复杂之处。

　　过去我们研究中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关注的重点确实在于如何让金融业的运行摆脱政府的不当干预。应当说，近年来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与这种努力密切相关。

　　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类如你刚刚提到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恶化，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

　　先说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所周知，为了解救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政府均采取了历史上少有的政府干预和参与政策：在一段时期中向“问题金融机构”敞口供应资金姑且不论，就连最犯忌讳的“国有化”或“类国有化”措施也不鲜见。在一段时期中，人们倾向于从“解救危机”的特殊性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当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危机已趋平缓时推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在危机中被采用的某些政府干预乃至直接参与金融业的措施，在那里可能被制度化。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在探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的措施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简单地用政治号召和行政命令来迫使金融系统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其结果恐怕会增加金融业的风险，金融生态环境仍会恶化。这意味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去政府化”，也不能简单地“亲政府化”，我们需要积极探讨政府参与和干预金融运行的适当方式、领域、力度和时间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显然需要在体制、机制、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做更为深入的综合改革。

　　上述两方面问题，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关于金融生态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宏观风险加剧

　　CBN：当前的经济下滑，对于整体宏观金融生态，以及整体经济风险，还表现在哪些层面？

　　李扬：我想着重提的是，经济衰退会直接引发地区金融风险。

　　目前，发达国家正在金融领域中“去杠杆化”，之后才能促使信贷市场解冻，使得企业和家庭获得资金支持。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则是要实现“去存货化”，然后才能逐渐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导致的经济衰退趋势，恢复生产，重建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的“去存货化”压力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部分企业在2008年原材料价格暴涨时期吸纳的高价库存需要消化；二是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企业因为出口量锐减导致产品积压和经营困难；三是房地产企业在重新走上健康发展道路之前需要“去存货化”。

　　CBN：这种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也是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重大风险。

　　李扬：中国当前面临着选择，是继续进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还是忍受暂时的阵痛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

　　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计划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从目前的经济形势判断，经济增速在2009年二、三季度应该会被拉起来。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只能暂时遏止经济下滑态势，国民经济要想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还有待整个社会的投资有效恢复。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否带动和引领私人部门的投资、能否有效恢复全社会的发展信心，能否切实使投资产生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的效果，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如果因循过去的传统路径，这样的短期刺激政策充其量只能推迟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并且还会实质性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风险。

　　一旦未来经济失衡恶化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将可能导致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大幅上升、银行坏账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在此，美国金融危机殷鉴不远。

　　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比较充分地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全国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阐述了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其后，这些计划又被不断补充。这一系列举措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认识。第一层面是短期应对，主要体现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刺激出口、扩大国内需求等，为的是有效阻止经济下滑；第二层面着力于结构调整，国家已经实施了范围前所未有之大的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期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第三层面着眼于长期发展，这体现在我们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为经济的未来增长寻找增长点的努力方面。第四层面体现在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措施方面。这样做，为的是给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