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东

蒋立冬 绘

　　中国有句俗话，按方抓药，对症治病。可我在薛涌先生《经济适用房真的无药可救了吗》（7月2日《东方早报》）一文里，既没看到他为经适房开出的“方”，也没看到他为经适房抓的“药”,反而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甚至是前后文颠倒的自我否定。更有意思的是，薛涌先生还把我对他的“肯定”当作“批评”，把我对经适房问题的常识解读，无限上纲为“民主可怕论”。真可谓“伪民主”大棒，扫倒一大片。

　　首先，我要声明，我文章里从没反对过薛涌先生的“社区自治”，而是对其持肯定态度。不知为什么，在薛先生的第二篇文章里，这个观点怎么就成了他的“靶子”。这样的“因材施用”，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忘了自己头天写的文章，二是根本就没看我的文章。否则，怎么会闹出“地方政府”和“社区自治”两个不同层级、两种不同话语权的笑话。

　　其次，就算薛涌先生在头一天希望“政府下放行政权力，让地方在管理经适房上享受更多自治权力”，第二天改主意变成了“让社区自治，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的经适房”,那么，怎么个自治？是把规划、土地、补贴、建造、施工监理、验收、分配都交给街道办事处？还是给那些根本就还没有摇号成立的“业主大会”？如果照薛先生那么大笔一挥，我都不知道那位拿到北京西三旗限价房钥匙的李先生，是激动地向市领导跪谢呢？还是向胡同里的居委会主任大妈作揖？

　　我之所以从一个经适房的坚定拥护者到经适房的适度反对者，并非我背叛了过去的立场，而是这个住宅公共产品已经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其理由有三：

　　一是经适房为社会不公留出了一条越来越明显的“灰色通道”，不仅仅容易滋生腐败，更会影响整个住房公共体系的公平。如果让它继续垄断保障性住房的资源，任由地方政府排斥廉租房，既不利于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也让那些中等偏下人群望房兴叹。

　　二是经适房阻碍了人口流动，削弱了城市主流人群的创富热情。特别是对庞大的农民工人群、异地务工蓝领、城市中青年移民构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户籍所设的壁垒，使中国约3亿流动人口居无定所，在住房问题上遇到了排他感，进而造成了心理卑微。这难道就是薛涌先生希望的“民主”？如果一个住房政策保护不了民众的基本迁移权，还谈何“民主自治”？谈何“把地方官的权力尽可能地转交给老百姓”？

　　三是经适房批量定制、大面积建设的模式，不仅易让地方政府懈怠最底层人群的住房需求，还在土地、资金配套方面给经适房“吃小灶”，而不愿意盖穷人更需要的廉租房。与此同时，这种赶工的冲动，也极可能为建筑质量和安全埋下隐患，最终为后人留下一堆建筑垃圾。

　　另外一点是，薛涌先生所提及的“西方经验”，也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东西。如美国发放购房券的做法，在国内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且监管和甄别成本要比摇号更高。除非你成立专门的打假小分队挨家挨户去检查身份的真伪。而新加坡办法更是中央集权，不让那些社区“基层组织”插手分配，而是中央上收分配权加以监管。

　　至于薛涌先生一边提倡“市场经济和民主建设”，一边忘了经适房的公共福利和分配属性，我就不在这里普及经济学常识了，希望薛先生在读者面前也能保持自圆其说的基本学术精神。

　　实际上，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其住房梯级的复杂性。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的大面积流动，同样需要我们打破传统的住房消费习惯，以“租”为主，租售结合。

　　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一谈保护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利益，就去触犯其他人群的住房利益？为什么一谈住房救济，就全盘否定商品房改革成果？其实，让更多的人先“住”下来，再赋予其产权才是社会进步，才是最大的民主。

　　中国的住宅产业还太年轻，商品房体系只走了21年历程，住房保障体系更是只有11年的发展经验。加上中国尚没有一个住宅产业的专门学科。因此，在住房公平问题上，除加强舆论监督外，还应帮助公众搞清一些常识问题，让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都有话语权，而不是抱住一个经适房、一个“夹心层”不放，将不同层次的国民性住宅搞得像个“一贯制”。

　　我倒希望薛涌先生能当一回草根，利用在美国讲学的机会，在真正了解了那些西方的“住房民主”后，回国给最需要买房的广大公众画一张各取所需的“路线图”，而不是给经适房打一块“伪民主”的补丁。

　　（作者系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编）

　　（编者按：因版面资源有限，《我们应从经适房丑闻中学到什么》一文的讨论到此结束，争论或在双方博客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