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市场第一红色资本

　　1989年，怀揣着“金融梦”的仰融来到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海南华银。当时，正逢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而沈阳金杯汽车作为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发行1亿元股票却乏人问津。

　　不久，合作方看重了美国资本市场这块肥肉，准备将沈阳金杯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从而获取巨额融资。仰融作为沈阳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和经理，为此专门在百慕大设立了由华博100%控股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随后，仰融又成立了华晨与金杯合资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其中金杯占60%的股份，华晨占40%的股份。在此次事件中，仰融牛刀小试，充分发挥了优越的空手套白狼技艺：其中华博所有投入的现金则均来自海南华银。

　　在当时，中国还未成立证监会。为了成功上市，仰融接受律师建议，“不以个人资产、更不能以国有资产控股上市”，与中国人民银行等几家政府机构成立了一家非盈利性组织“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其中，仰融把华晨在沈阳金杯客车的四成股权划入基金会，是实际出资人。这样，仰融顺利戴上了一顶有政府背景的“红帽子”。

　　东风已借，万事俱备。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顺利上市。一方面使仰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但另一方面也为他之后庞大的“华晨帝国”的覆灭埋下伏笔。

　　另类华晨：敢于打破行规的狂人

　　不论是从一开始研制低成本的主打产品海狮牌小客车，还是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并先后与宝马、通用、丰田等五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广泛的合作。仰融一直没有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犹豫徘徊，而是敢于打破僵局，创造出一条前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汽车行业发展新途径。他提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要制造拥有百分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在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在说梦话。然而，仰融却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十足的把握，他将资本运作的高超手腕运用到汽车产业来，充分发挥自己利用资本市场和对接国际国内资源的能力；并站在全球产业链的高度，与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

　　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成功。他豪言：“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惟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假如仰融能专注于汽车领域，不走产融结合的路，他在汽车业成功的可能性是80%”中国民族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助理曹鹤说。但不置可否的是，“仰融是华晨战略工程的设计师，整个企业各项资源的整合与匹配度、每一个合作的战略意图都在他的脑海中，他离开之后原有路线发生偏移、人心的动荡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汽车行业分析师史俊)

　　资本大亨的败笔之作：胎死腹中的“罗孚项目”

　　2002年是仰融统治下的汽车与金融帝国发展到最辉煌的时候。当时，华晨因拥有金杯客车、金杯通用、中兴皮卡、三江雷诺、中华轿车等8条生产线，被称为国内仅次于三大汽车集团的“第四汽”。这一年，他与英国罗孚达成合资协议，华晨出资将罗孚搬到中国宁波来。这是中国汽车企业第一次在国外老品牌前面充当救世主。然而，也是这一事件成为仰融与地方政府产权之争的导火索。

　　罗孚项目为什么选择宁波，仰融的理由有三点。第一，当地政府开明，政策优惠。据仰融回忆，罗孚落户宁波，买地、建厂房可以先使用后支付，可以极大地减轻前期投入的负担。而同时，罗孚项目的产品50%要出口，宁波是港口城市，政府承诺为罗孚项目投资兴建滚装船码头，这无疑为仰融节省了一大笔资金。第二，从配套半径看，长三角占中国零部件市场份额的70%，宁波具有地缘优势。而第三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宁波有一个“金娃娃”——宁波大桥即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吸引着仰融。

　　在仰融看来，他的部署并无不妥之处：“沈阳金杯投资5亿参与罗孚项目，日后必然能够得到数倍的投资收益；5年后宁波大桥建成，将极大解决上海至宁波交通堵塞问题，只会赚不会赔的，在汽车产业陷入低谷时是很好的资金输血源头。”

　　但是，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角度看，仰融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掏空金杯汽车，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早在事情发生前，地方政府已对仰融不满：仰融口口声声说“华晨是国家的”，却背地里暗渡陈仓；不接受政府让步；不服从政府的汽车工业规划，不顾大局；在企业经营上独断专行，以资本运作为名屡屡超出企业能力的大型投资等等。而此次罗孚宁波建厂事件更使得一心想发展汽车工业的辽宁政府不可容忍。

　　当年，仰融凭借“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成功完成资本运作，顺利使“华晨中国汽车”在纽交所上市。但同时，他头上的这顶“红帽子”也使其产权主张掉进了暧昧的灰色地带中。从政府的角度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根据规定，凡进入基金会的财产属于公共财产，仰融一旦把华晨汽车划入基金会名下，就是放弃了所有权。从仰融的角度看，自己是实际出资人，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自己至少应该拥有70%股权。最为关键的是，碍于上市需要，仰融当初并没有与基金会有任何书面协定。而且，仰融还多次公开声称“华晨属于国家”。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有了一个“国营企业家”的声誉。

　　2003年3月21日，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华晨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这成了政府采取铁腕行动的导火索，政府和仰融展开了一场结果没有悬念的产权交锋。

　　就在合资宣布一周后，辽宁省紧急成立接收华晨资产工作小组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求神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做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 6月25日，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他的4位助手留任。

　　身在海外，仰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4天后，被激怒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他。后来，仰融又在百慕大和美国联邦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分庭分别起诉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华晨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仰融在此役中正式败北，只得安心蛰伏于国外。

　　七年蛰伏 仰融高调“归来圆梦”

　　虽然身处国外，但仰融对国内汽车情况，包括华晨汽车的发展一直非常关注。在此前与媒体的接触中，仰融也曾多次提及，愿意回国继续造车，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时机。而现在，机会终于到来：在得到“关系缓和”的信号后，2008年5月23日，仰融通过其香港的上市公司“远东金源”以400万元人民币购得吉林一家以采矿为主业的公司——吉林晟世的全部股权。作为在国内的新支点，仰融开始酝酿对汽车产业进行投资。

　　根据仰融的《汽车项目书》，一个横跨美、中两国的汽车公司将应运而生：在中国，仰融的团队正与国内至少5家地方政府就项目引入、选址等问题进行洽谈，作为回报，他承诺未来8年将为当地政府实现产能300万辆，产值1万亿，税收1000亿，提供10万人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到10万元，即所谓的“831111”计划。中国项目一期计划投入400亿~450亿元，打造300万台发动机和100万辆整车基地。为了证明此计划并非空谈，在项目书中提到，2012年首款车型上市。

　　在美国，计划投资100亿美元，达到300万辆产能。据媒体报道，该计划目前已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并无偿得到3万亩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多项税收减免政策。

　　中国和美国的汽车业务由仰融在美国的公司掌控，他为这个新公司取名“正道”，擅长资本运作的他仍然只能在美国远程遥控自己的团队完成中国项目的管理，而他则主要负责海外运作、融资等事宜。

　　在全盘托出他的新计划之后，仰融仍不忘展现其一贯的惊人气魄——要在3年后超过自己曾经创造的辉煌。

　　“戴罪之身”能否胜利重出江湖？

　　毋庸置疑，如果仰融的计划能够如期实现，一个足以改变全球汽车业竞争格局的汽车企业将被载入史册。但据见过仰融的媒体人士称，仰融是个极有说服力的人，但每次谈话过后，总觉得他常常“言过其实”。而国内汽车界人士大多对此事表示怀疑，甚至嗤之以鼻。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接采访时对仰融的新造车计划发出质疑：“目前中国各方面法规逐步完善，汽车产业已经有非常严格的准入制度，即便新能源汽车政府也抓紧出台了严格的产品法规，融资高手并不代表在当今中国汽车市场所向披靡。”

　　我们暂且不论如此庞大的计划能否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他自身的资金实力能否应付如此庞大的投资，也让人打个问号。再加上仰融本人在专访中提到的“已在美国正式签署了联合开发协议，包括共轨直喷、两级增压、稀薄燃烧技术、中度混合动力技术等”概念平地而起，不禁让人质疑此事件的炒作性质。

　　仰融的“重出江湖”真能让中国车市再生变数，还是言过其实的商业炒作，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