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日报》最近发表了名为《中国经济181天回望：中国特色经济复苏》的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基本面明显好转，消费升级也渐次启动，形势令人乐观。

　　181天的回望视角不错，只是回望的结果在令人欣喜之余也生出一份担忧。

　　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货币政策的伟大力量。金钱流入哪里，哪里便是一片繁荣。可是在这样的繁荣里，我们却无法体会出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无法把它和现实中增长缓慢的收入、高企的房价、不断提升的油价、沉重的医疗教育支出等放在一起和谐理解。所以不免生疑——“经济复苏”是真的吗？和我有关系吗？我怎么还是不敢响应号召大胆消费呢？在这样的疑问下，“经济复苏”已经大打折扣。

　　虽然如此，但打了折扣的“经济复苏”所带来的繁荣和信心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在经济一片萧条中，提振内需和调整收入分配会更加困难。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全球智库峰会”上给出了准确的阐释：“中国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并降低总储蓄率，但短时间内很难做到；次优选择是适当维持和扩大投资率。”所以不难理解，此前有人质疑信贷总量扩张太猛时，周小川回应说，“如果它能够及时遏制住信心下滑，就是有必要的。”

　　扩大投资是一个次优选择，也许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它在为收入调整提供更多空间和时间的同时，也在加大收入调整的难度。当我们每每尝试用投资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同时换来了这样几组数据：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家庭储蓄在GDP中占比基本保持在20%上下，而企业储蓄占比却从11.3%上升至22.9%，同期政府即公共部门的储蓄占比也上升了近一倍；从1996年至2005年，中国的企业、政府、居民分配关系中，居民收入占比从69.5%下降到58.4%，而政府收入占比提高了2.9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占比提高了7.5个百分点。

　　就这样，每一次投资浪潮似乎都缓解了尖锐的收入分配问题，却同时加大了问题的难度和广度。每一次投资浪潮都带来了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却在增加居民收入和提振消费上鲜有大的举措。181天的回望不由得让人思考：这次真的会有所不同吗？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智库峰会”上，不少有地位、有智慧的“大脑”都不约而同地提及收入分配调整一事。似乎大家都已认识到：只有更多地动用财政和税收手段，更多地从制度和体制上消除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中国的经济复苏才会有力、健康并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