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
袁志刚
随着全球经济效率的提高,实体经济板块的非均衡趋势日益展现。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危机的出现,以及对后危机时代的思考,都明确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动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全球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多民族利益重组的过程,是多国政治和经济力量博弈的过程
如果短期内达不到最优,能否有一个次优的国际货币体系?
随着全球经济效率的提高,实体经济板块的非均衡趋势日益展现。
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危机的出现,以及对后危机时代的思考,都明确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在目前美国还是全球体量最大的经济体、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时候,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动力来自何处?如果短期内我们达不到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能否有一个次优的体系?我们是否可以培植一些力量对美元的发行有所制约?这些力量如何培植?很显然,对这些问题,单靠全球经济运行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个全球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多民族利益重组的过程,是多国政治和经济力量博弈的过程。
从短期看美元坚挺是重要的,从中长期看要倡导多元国际货币
世界需要全球治理结构,这样一种结构对全球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它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而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的、自动的结果。就目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讲,任何改革和重构都是有困难的。从短期看美元的坚挺是重要的,从中长期看我们应该为多元化国际货币的存在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
短期来讲,美元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对于美国,美元是巨大利益所在;而美元的坚挺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对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都是期望看到的。同时,美元坚挺可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美元疲软会使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中国作为当前使用能源和其他资源较多的发展中大国,大宗商品价格低廉是重大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我们也需要美元坚挺。
但就中长期(20年或者30年)来说,美元的衰落基于以下原因可能是历史的必然:第一,经济实力发生变化,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会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第二,竞争力发生变化,美国制造业大规模的转移和大量低技能劳动者的存在,大大降低了美国国内许多产业的竞争力;第三,宏观结构性问题,美国双赤字现象的长期存在,金融业发展脱离实体经济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发展,造成实体和金融两大板块严重的非均衡结构问题。
特别是,美元作为主权货币首先要服务于美国刺激经济走出危机的功能,因此美元的过度发行是必然的,这势必带来美元从长期来看的走软。这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只能是倡导多元国际货币,培育多种均衡力量。我们应该关注欧元、日元等的国际化程度,思考人民币如何国际化。
美元“一超”与多元货币共存时代的中国战略
——多元货币共存,在短期、中期、长期将是制衡美元的力量。短期来讲,各贸易大国之间可以建立起各种形式的货币互换协议,减少美元的流动性,优化全球流动性结构。中期来讲,扩大超主权货币(比如SDR)的规模和使用范围,规避美元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长期来讲,美元仍会是主要的国际货币,但欧元、日元、超主权货币甚至人民币等将与美元一道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战国”局面;在全球范围内浮动汇率是一个趋势,但在区域内保持固定汇率(建立若干个最优货币区)则是另一个趋势。
——在美元“一超”与欧、日、中等“多强”货币共存的体系中,中国必须有清晰的战略思想和具体的战术措施。可以在四个操作层面入手:一是优化国际货币储备结构,适当增加欧元以及超主权货币的持有比重。二是拥有实体经济的产权,不失时机地参股控股国外一些以经营重要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为主的企业。三要学着用人民币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两条腿走路,有序推进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离岸市场的建设,并同日本、韩国等加强货币合作,比如成立亚洲共同债券市场、加强各国货币互换,尽量规避汇率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四是人民币汇率安排要考虑到国内经济结构变动,要首先服从于国家推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解决城乡就业问题等重大战略安排。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从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我们必须使经济结构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尤其是金融的发展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一致。我国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大格局下,还存在着一个金融和实体经济不相匹配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仍然十分丰富,制造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又特别高,失业问题尤其严重,特别需要汇率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与制造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地位不相称。中国的产品市场改革已经成功走过30年,但要素市场的改革还没有充分展开,需要整体推进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在内的要素市场改革,在金融的制度创新和监管、汇率的稳定和就业的增长之中走出一条科学和谐的发展道路。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是长期的战略目标,我们应该清楚每一阶段该做的事,比如先从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做起,逐步推进到发行人民币债券等等。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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