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与人民币国际化

　　黄益平（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国际货币体系新阶段与亚洲货币格局

　　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金融危机结束以后，美元独步天下的将会发生改变。不过，国际经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美元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

美元很难被彻底替代，只是被迫放弃独霸天下的地位。美国经济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同时仍然是世界经济技术的领导者。即使中国在10-20年内超过美国经济的总规模，中国的收入水平在很长时期内都将明显落后于美国，科学技术方面差距也会长期存在。

　　世界货币体系需要改革，已经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周小川行长最近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思路。尽管这并非一个全新的构想，但是却令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跳出了原有的框框，既有利于克服主权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也解决了未来单个货币和单个国家无法建立全球性信誉的困难。但其中一个最大难题，是未来世界中央银行的制度问题。如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础上扩建新的中央银行，它的权力基础是什么，向谁负责？迄今为止的货币和中央银行体系都必须是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未来的货币体系是否能够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

　　创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是一个长期改革的思路。而在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内，则有可能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而最可能的格局则是三分天下：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

　　从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来看，亚洲应该能在三分天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一席之地，但代表亚洲的会是日元、人民币、印度卢比或者是亚元，还是未知数。所有亚洲货币中，目前能够跻身于世界储备货币行列的只有日元。但日元没有替代美元的潜力，而且日元能否长期保持储备货币的地位本身也是未知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经济未来的走势和经济改革的力度，看日本有没有能力最终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

　　亚元的构想是借鉴欧元建立的思路。不过亚洲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使得统一货币的难度增加许多。首先是政治、历史的障碍。现在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都有历史矛盾，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货币融合很可能沦为空谈。其次，创立欧元时，大多数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也比较类似。亚洲就不同，区内各经济体之间差距悬殊，给货币体系整合带来困难。

　　当然，创立统一货币比较困难，并不意味着亚洲不能或者不要进行金融与货币政策合作。亚洲的货币融合可能不会走欧洲平等成员谈判的老路，最可能的模式是“以大带小”。大国经济成了世界经济领导者，小国货币必然会自动靠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一些货币的汇率与日元的汇率紧密相关，只是最近十年才开始逐步脱钩。目前，亚洲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密切地关注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如果这样的趋势保持下去，最终也可能会实现宽松形式的货币统一。当然，核心货币可能是日元或人民币，甚至可能是印度卢比，这完全取决于这些主要经济体未来的发展和汇率政策框架。

　　加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在1996年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以后，一再拖延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主要是担心国内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而现在已经到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时刻。

　　首先，随着美元地位下降，世界储备货币进入多样化的阶段，汇率的不确定性将大大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将降低汇率风险，必要的外汇储备规模也可以减少。

　　其次，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执行保守的汇率政策，人民币被持续低估，造成了严重的宏观经济风险。汇率扭曲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既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又令流动性过剩，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要消除宏观经济的风险，便绕不过深入改革汇率这一关。

　　再次，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已经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基本的条件。现在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对比较健康，财政状况良好，经常账户盈余庞大，外汇储备充裕，同时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压力。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最后，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已经大为增强。这一点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已经接受人民币作为清算和支付的货币。中国目前已与俄罗斯、蒙古等周边8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

　　真正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要重点推进四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要成为储备货币，最终必须走向自由浮动汇率。但作为过渡，可以首先落实有管制的浮动体制。2005年7月汇改以后，央行宣布开始实行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的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体系。但对随后市场数据的分析表明，浮动体制在执行过程中的随机性非常明显，有的时候似乎是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有的时候又回归到主要以美元为参照。政策的随机性给市场发展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要真正落实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的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体制，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其次是资本账户改革。过去的政策方针是“宽进严出”、“宽直接投资严短期资本”。最近几年由于担心热钱过多，政策对资本流入的管制更严格，同时开始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也开通了一些短期资本流动的渠道。这些改革也具有较大的随机性。比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政府逐个批准，这样容易给外国政府造成中国有计划实施海外投资的印象，容易令商业投资政治化。另外，股市、债市的双向投资也应该逐步开放。

　　第三是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将中央银行从政府的体系中独立出来。在先行的体制下，货币政策决策权归国务院，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想要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甚至世界货币，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是必需的。否则，如果继续给货币政策赋予许多派生的功能，比如帮助一些行业或者团体，既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干扰实现货币政策主体目标，即价格水平(包括汇率)的稳定，同时也给投资者造成附加的风险，从而降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

　　最后是一些基本条件的改革。最主要的条件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体系，央行应该放弃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干预，转向通过再贷宽利率、贴现率或存款保证金比例等政策工具影响拆借市场利率、银行存贷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等市场利率。银行间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的发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只有建立了市场决定的利率，才能讨论市场决定的汇率。

　　中国应对策略选择

　　国际经济局势风云变幻，对各国决策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次金融危机更是直接把中国从国际经济决策的后台推到了前台。美国一些专家建议由美国和中国组成两国集团(G-2)来共同处置、解决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当然是对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成果的肯定。

　　但组成G-2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地坐上世界经济领导者的位置，其实对中国反而是弊大于利。仅仅中、美两国很难有效地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经济失衡、气候变化、汇率矛盾、贸易保护主义和直接投资等问题。同时在G-2的框架下，中、美之间也容易形成直接对抗，而中国还不具备直接对抗美国的条件和实力，反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不参与G-2，并不是说中、美不需要加强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不仅对双边关系而且对世界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最佳途径应该是多边框架，尤其是20国集团(G-20)。参与的国家多，往往更具代表性，当然也容易降低效率。但现在没有更好的机制，而且国际经济改革也只能是循序渐进。但中国至少可以通过与其他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员一起协作，防范美国单边行动，遏制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等的不良倾向。

　　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中国似乎没有必要浪费很多宝贵时间在创立地区性货币上面，这既十分困难也不见得对中国长期有利。政策重点应该放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现在既有必要也有条件。改革应该首先集中在真正落实参照一揽子货币的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体制、开放大部分资本流动、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透明度和独立性、以及改善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主要是真正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体系。人民币国际化，既能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效率，也是中国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佳贡献。未来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完全可以留给未来去决定。

　　最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也给外汇储备的管理提出了新课题。美元开始走下坡路，表明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的风险直接增加，因此分散投资是自然的选择。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条好途径，但是目前有管制的对外直接投资容易引起其他国家不必要的疑虑，将商业问题政治化，还不如把对外投资决策透明化。另外，一旦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因为要考虑到在国内新的可流动外资，最佳外汇储备的规模就会增加。这是最近印尼和印度的教训所证明的。

　　总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既是责任也是利益所在。无论是对地区性事务还是对全球性事务，多边框架应该是最佳选择。但中国的政策重点仍然应该放在自身的改革，尽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