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资源税改革或是势在必行，在这场事关各方利益的“税改”进程中，厘清此项税收的使用权属、明确“二次分配”的主要对象是当务之急。

　　因经济危机而暂时搁置的资源税扩大征缴范围、提高征税比例的事，很可能要择机实施了。

　　昨日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独家刊发了《资源税改革方案已上报全国人大》的长篇报道。拿该报道所披露信源的来源作分析，这应当是有关部门与媒体联手，为此项“税改”造势所采取的系列步骤的最新一环。此前的5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发改委《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明确提出：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随后的6月17日，财政部召开“‘两会’资源税改革提案办理座谈会”，副部长王军称“资源税改革系今年重点办理提案”。

　　有关部门借助媒体为“税改”造势，诸多矿山企业及利益关联方同样抱团联络媒体表达相反意见。围绕征缴范围大与小，征缴比例高与低，两大利益主体为争取舆论而开打的口水战包括“联名上书”等已呈白热化态势。

　　开征资源税系国际惯例，1984年起，国内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在开采环节先行征缴资源税，本身就属与国际接轨之尝试。时至今日，随宏观经济企稳态势渐趋清晰，深化此项“税改”的时间窗口正在打开。

　　然而，深化此项“税改”并非只限于时机选择问题，也不单单是范围大小、征缴比例高低，以及继续“从量计征”还是改由“从价计征”，而是此项“税改”所增加的蛋糕归谁分食？这既是国家开征资源税25年来始终未曾明确之处，也系深化此项“税改”造福民生的正当性所倚。唯有如此，并有一套监督此项税收用于民生的制度保障，深化此项“税改”才有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矿山资源一般分布于山区，开矿造成植被、山脉等一系列破坏，还造成粉尘、有害气体污染，堆积成山的尾矿沙及矿碴吞食掉大量农田。所有这一切负面影响虽不可避免，却可通过征缴资源税作为生态修复的巨额补偿投资。这就是百多年前，国外开征资源税最主要的政策目的。

　　矿山资源所在地通常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甚至原本就属贫困地区。矿山资源虽归国家所有，但资源所在地的贫困民众理当享有一定比例的开采“开矿红利”。这既是构建“和谐矿区”的政策推手，也是解决矿区周边民众“守着金山银山讨饭”（不得不长期依赖中央财政充其量只具有雪中送炭价值、至多维持矿区周边贫困人口“低饱”的转移支付）的根本性举措之一。还有，国内矿山资源和油气资源，长期遭受矿（田）周边民众偷、盗、抢以及滥采滥挖，虽经公安部门反复打击而久治不愈，近几年则屡屡演变成“群体事件”，若追其病根还在于没有把“开矿红利”适当分给周边民众享有。所以，解决矿区周边民众“生计补偿资金”的来源，是国外开征资源税的又一政策初衷。

　　有鉴于此，多数国家的资源税往往系中央税，或者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掌握了此项财（税）权，方可在全国范围内作统筹兼顾的“二次分配”。

　　反观我国，开征资源税25年整，始终未曾建立刚性制度约束，将这块大蛋糕作适当分切，用于对矿区周边民众的直接利益补偿。不仅如此，甚至生态补偿都没有真正落实。更不可理喻的是，我国的资源税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地方税，虽说政策设计时对地方政府负责实施矿区生态恢复有所要求，但从来没有被地方当正经事对待，中央政府、地方人大也未认真监督过。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买车、盖楼、吃喝，出国有钱，生态治理没钱，无不把生态包袱留给继任者和中央政府，留给子孙后代。观整个中国，但凡已进入资源枯竭期的矿区包括城市，每每呈现为满目疮痍凋弊败落状态。

　　现状已很无奈，此项“税改”仍令人遗憾——它迄今未明确限定资源税最本质的用途。倘若不改变此项税收的使用权属、明确“二次分配”的主要对象，并建立严厉的监督和问责，一旦资源税征缴对象扩大，征缴比例提高，非但不能起到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矿区生态环境的目标，反倒刺激地方政府“有肥水快流”的强烈欲望，使国内残存的那点矿山资源遭受更大规模和强度的掠夺式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