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7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意大利参加八国集团峰会时提出“国际货币机制必须更加多元化”。戴秉国还强调要“维护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在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看来，稳定的汇率关系正是未来货币体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关键。
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来，浮动汇率制被世界各国奉为圭臬，但李扬认为，过去的事实证明了行动与理论的背离。他将现行的国际汇率机制概括为“公开宣布的浮动汇率、事实上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以及巨额外汇储备”为基本特征的“新三位一体”的模式。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如果不能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争取合理的地位，我们不仅总会面临那些储备货币国家对我们‘操纵汇率’的指责，而且将始终生活在汇率风险的达摩克利斯剑之下。”李扬7月1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
这把剑，不仅悬挂在向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路上，也同样悬挂在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征途上。
“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我们需要一个‘货币锚’”，李扬说。同时，他用“慎言”向记者表示自己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
货币体系改革方向：多元储备货币体系
《21世纪》：此次意大利G8峰会上，中国提出了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呼吁。而您在本月初的中国智库峰会上也曾表示，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多元体系，并认为这会是20到30年的长期过程。为什么？
李扬：从本质上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一统天下”的局面便已被打破，可以说，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和欧元联合主导的基本格局，而美元更显强势一些。
尽管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欧美出现式微趋势，而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实力增长凸显。但当前美元和欧元联合主导的货币体系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目标，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冷静思考。
《21世纪》：为什么不是“超主权”货币体系？
李扬：摆脱美元而建立超主权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社会的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看法。
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替代方案是“特别提款权”(SDR)。但尽管SDR的创设凝聚了大量世界一流专家的心血，设计也精巧，但其作为一种世界性储备资产，并取代黄金和美元的作用至今并没达到。
第二个努力就是欧洲货币体系。可以说，在欧洲范围内，欧元就是一种“超主权”货币，欧洲央行则是一个超主权的中央银行。但是，作为一种区域“超主权货币”，欧元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一系列条件，包括走向政治统一的共识、从实体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步推进、以及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等等。这些条件要长时期才能创造，且极难维持。
而欧元区的根本性缺陷，即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矛盾，也很难解决。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矛盾似乎不显著，一旦出现货币金融危机，这种缺陷便暴露无遗。当前欧元区面对危机进退维谷，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回顾SDR和欧元产生发展的艰难历程，我们遗憾地看到，在相当长时期中，“超主权货币”还只能是人类社会一个不具备现实性的理想。
汇率是关键
《21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要素——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多元货币体系下分别应有怎样的呈现？
李扬：多元化格局下的汇率机制是关键：其一，“关键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当稳定，其二，非储备货币和储备货币之间也应建立稳定的汇率关系。
多元体系的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变动不居将造成货币投机盛行。如果不能在各储备货币之间确定某种游戏规则，这种货币体系不但对全球经济无利，反而有害。
《21世纪》：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浮动汇率是市场经济下的最好制度安排？
李扬：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使浮动汇率合法化，亚洲金融危机后，浮动汇率更成为世界通则。但其合理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证较为空洞，迄今也还没有充分的解释。
相反，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其一，汇率变动不居，为国际投机资本扩大了活动空间、提供了方便途径，致使十余年来国际游资肆虐，给国际经济带来日益严重的不确定性。
其二，尽管世界各国都宣称奉浮动汇率为圭臬，但广大的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实践都更趋向固定。
其三，根据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各国持有外汇储备的需求将大大下降。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现象——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外储迅速增长且一发不可收拾，并基于此诞生了一批以巨额外储为基础的主权财富基金。
现行货币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可被概括为：以“公开宣布的浮动汇率、事实上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以及巨额外汇储备”为基本特征的“新三位一体”模式。
这种“新三位一体”的模式，正是广大非储备货币国家在难以摆脱美元霸权的重要原因。
就如“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此次危机中遭到否定一样，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度迷信也应受到质疑。而在未来多元货币体系下，全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可能是最有利于广大非储备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的选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如果不能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争取合理的地位，我们不仅总会面临那些储备货币国家对我们“操纵汇率”的指责，而且将始终生活在汇率风险的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货币国际化的5个条件
《21世纪》：多元货币体系中，人民币正在力争一席。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需要的完备条件是什么？
李扬：条件概括为五点。
首先，中国必须形成对他国的长期持续贸易顺差，由此形成他国对中国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依赖。
第二，在贸易项目保持对多数国家顺差的前提下，通过以人民币为载体的对外借贷、资本输出和援助，即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将人民币推向世界。
第三，逐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发达的人民币市场，吸引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定值资产。这个过程，可以先放开人民币存款，然后再逐步放开人民币贷款业务、货币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市场，逐步提高人民币流动性，然后再考虑逐步放开股票市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走向世界，但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
第四，建立严格、可信赖的产权保护机制。
第五，建立便利和低成本的交易机制，推动支付清算体系的国际化。
《21世纪》：当前开展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面临着人民币被接受的问题，在没有完善的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对冲工具不足的情况下，扩大贸易对手国对人民币的接受度是有难度的。
李扬：是的。新兴货币走出国门，必须首先解决本币被接受的问题。
人们现在看到的美元、欧元走出本土的主要途径是美国和欧洲产生长期且持续的贸易赤字，但基于这一路径经验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是有误的。
这里有一个先后问题，贸易赤字国(地区)将本国货币输出到世界，是以这些货币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为前提的。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必须首先实现对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形成贸易顺差，当它国已形成了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从而形成对人民币的长期需求时，才可能最终通过贸易逆差来向世界输出人民币。
简单概括，交易与支付手段、金融资产定价标准、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货币锚”
《21世纪》：您之前提到多元货币体系下，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关键。在人民币迈向多元货币之一的过程中，必将面临资本账户的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潜在汇率冲击风险，这方面怎么把控？
李扬：中国现在全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可能还不成熟。这种情况下，越开放，越容易被控制。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冲击不大，最大优势就是我国的资本项目管制还没完全开放。谨慎的看：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弊大于利；但若按照目前的增长格局走下去，5年－10年后利弊可能易位。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从利小于弊到利大于弊的转轨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理性的选择，这主要是指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货币锚”，借以让世界逐渐接受人民币。美元替代英镑以及欧元的启动，无不经历过这个过程。
《21世纪》：而一旦完成国际化，我们也终将面临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输出人民币的情况，也将面临“特里芬难题”。
李扬：作为对人民币国际化持谨慎态度的学者，我希望认真研究一下德国和日本在面对本国货币国际化压力和诱惑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当年德国经济恢复并逐步强大之后，国际社会便有要求马克国际化的呼声，在德国境外，也出现了“欧洲马克”这种离岸金融活动，但是，德国坚决摒弃了任何马克国际化的可能。
日本的情况也相仿。尽管日元国际化的议论始终未绝，但日本对此始终游移不定。鉴于此，人民币是否应该国际化，仍然需要我们认真考量。不能只看到国际化可能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了它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弊端。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就必须全面充分地涵盖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因素，我们就必须有把握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的能力。就此而论，我们显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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