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国西部经济2009年或将走出一波持续向上的特殊行情。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以下简称“西部蓝皮书”)做出上述预判，认为2009年西部经济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预计增长率在11.5%-12.5%之间，比2008年略有回落。

　　然而，西部大开发十年来，“疲软症”凸显——环保压力大增和矿产资源面临掠夺性开发风险让西部面临新的挑战与困局。

　　专家建言，在西部产业支撑、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各级政府在政策层面应迎头赶上。

　　西部逆势上行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以来，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1998年的14647.38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58256.58亿元，年均增长率11.42％。

　　“西部蓝皮书”分析指出，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经济增长呈加快趋势，2008年虽受冻灾和地震灾害影响，实际增长率约为12.3%，仍保持高位增长态势，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

　　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01.1，比上季度提高6.5，其中西部地区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06.0，比上季度回升4.9；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为105.6，其中西部企业景气指数为106.8，比上季度提高1.0，是东、中、西三大区域中惟一上升的区域。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姚慧琴教授指出，金融危机造成消费下降、居民外出务工收入下降，其影响在2009年可能更为明显，但主要城市房地产和有色金属需求已开始回升，说明国家采取的抵御金融危机的政策正在发挥作用，而这两项需求与西部产业有较大相关性，因而金融危机对西部地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望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西部蓝皮书”进一步认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西部地区更好地承接东部企业西进提供了保障。目前正是西部经济加快起飞时期，若能充分利用区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西部经济可望在今后若干年内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疲软症”之困

　　大开发十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由单级走向多级，区域经济规划在全国遍地开花。西部正迎来新的转折关口。

　　“西部开发出现了‘疲软症’。”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教授分析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政策上西部开发的稀释化、边缘化、虚拟化。

　　在邹东涛看来，中央政府在各个区域部署力量，必然使得西部开发力度有所减弱，因为国家财力有限。同时，西部是全国许多大江大河的上游，承担着环保重任，而环保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成本，巨大的环保成本也对西部开发的成效产生一定影响。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教授则强调，西部矿产资源要谨防掠夺性开发。

　　蔡继明指出，西部在矿产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性能源接替基地。但是在西部大开发当中，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西油东流，这些工程都涉及到西部矿产资源向东部的转移。

　　蔡继明担心，由于许多矿产资源都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目前极低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不仅难以使西部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反而会延缓西部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西部蓝皮书”也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西部经济发展面临着急需关注和解决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金融危机下西部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东西互动面临新困难；环境保护出现新问题；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加快；重点工程、产业对地方经济拉动需要加强；地区创新体系建设的意愿与能力差距较大。

　　平衡区域经济

　　邹东涛认为，西部大开发在未来几年，还须在政策层面上跟进。

　　邹东涛表示，要重视西部的产业支撑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表明，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本身有多少资源，而在于是否具备整合的要素和具有较大市场的产业。西部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交通优势等等，都尚不足以吸引全国资源来促进西部开发。

　　同时，生态问题上，由于西部生态发展的全国共享性，国家应该投入更大的力量进行生态环境的补差。因为西部作为全国大江大河的上游，生态发展让全国都受益，但是西部付出的成本大，收益少。因此在西部生产建设方面，更需要中央政府来支持。

　　在东西部发发展差距方面，邹东涛认为，国家应该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下功夫，使西部地区率先或者起码和东部地区享受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则提出，如果考虑如何消除区域经济不平衡，包括整个国家外贸的不平衡，还有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不平衡，很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改革金融体系。

　　姚洋认为，要建立更多的区域性银行，特别应该鼓励中西部建立自己的区域性中小银行。这些中小银行可以把钱贷给中西部的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要建立区域性的资本市场，从中西部开始改革。

　　蔡继明则建议，参照国际标准，大幅度提高我国油气、煤炭等矿产资源的补偿标准，由原来的1%提高到10%左右，并且将其更名为矿产资源基础补偿费。

　　同时，他建议将原来的矿产资源税由从量税改为矿产资源级差补偿费，而在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比例当中，适当提高地方分成比例；尽快建立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对开采环境恶化的补偿机制；调高西气东输天然气出厂价、井口价；要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