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少可以从美国国内争论得到的经验是，对于气候变化之紧迫、减排压力之大和转型之难要及早做好准备。一旦博弈形势逆转，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所承受的压力也各有不同，比如印度就远小于中国，到时候发展中国家抱团谈判的能力将大大下降，加之“碳关税”种种胁迫，等到不得不行动时才排兵布阵就将陷于被动。

　　现在看来，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至少会取得妥协的结果。G8峰会谢幕，八国集团关于气候变化议题发表声明，尽管没有明确减排参照基期和2020年的中期目标，但也有些成果。

　　再一个关键进展是，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微弱多数票通过了包括二氧化碳“限制－交易”体系在内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Waxman-Markey Bill）。尽管前路艰难，该法案在参议院必将遭遇更加紧张掣肘的局面，但是一旦美国转向，全球博弈形势可能会迅速改变：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伞形国家会迅速跟上，而欧盟等国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已经走出了经济增长的低碳之路，大可以轻松做出“2020年的中期目标比1990年减排20％，如果全球减排协议达成，再加码到减排30％”的承诺。

　　一旦形势逆转，中国的压力空前，尽管有低人均排放和低历史累积排放的理由，但二氧化碳排放第一的“桂冠”将时刻压得中国喘不过气。如何应对和及早准备？中国须关注这一场政治经济博弈的核心——美国国内风向。

　　应该说，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气候问题的立场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将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看做是振兴经济实力和重塑领导力的利器。美国已向联合国提交了首份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也表示将不要求中国等承诺具体减排目标。但在其雄心之余，我们也明显感到，与欧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内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身心”变革。

　　面对巨大转型压力，美国国内政党间和产业集团间分歧巨大，折射出转型之难。加州的情况正在成为共和党的指摘对象。这两个月来，加州频频告急。州长宣布已经进入财政紧急状态，州库现金短缺严重，政府将被逼以发“欠单”的方式来支付公共开支。在美国各州中，加州受经济危机冲击最严重，遭查封的房屋比率也相当高，未来两年的预算赤字预期高达243亿美元。共和党议员正在用加州危机来预言美国旨在限制二氧化碳的“新政危机”。

　　他们尖锐指出，绿色就业并未像州长施瓦辛格所保证的那样滚滚而来，奥巴马也做不到。理由是，2006年12月加州通过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32号法案。该法案要求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1990年的水平，2050年降到1990年的80%，将通过实施欧洲式的“限制－交易”模式实现。此外，加州还通过了低碳燃料标准，要求石油公司降低他们汽油中的含碳量。

　　共和党人指出，2007年1月前，加州的失业率与全美平均水平一致，之后其失业率猛增，高达11.5%，高于9.4%的全美平均失业率，是194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州的窘况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32号法案究竟有多大关系目前尚缺乏可信论证，而且加州的失业率上升与其说是由于限制碳排放造成的，不如说是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因为加州失业率大幅上涨是在2008年中期以后，与全美和其他州趋势一致。不管怎样，以上争论尽显驴象纷争，背后是产业博弈，反映出美国在面临国际责任和变革要求时的实际困难和转型之吃力。

　　二氧化碳的“限制－交易”体系最初是美国人的创意，当年正由于美国的坚持，清洁发展机制（CDM）和其他两个灵活机制才被写进了京都议定书。讽刺的是，涉及排放交易的气候框架后来成为欧盟解决气候变化的政策基石，而最初他们曾强烈质疑；而一度强力支持这个方案的美国，2001年却坚决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现在看来，美国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荒废”了8年，生疏太久，现在想重出江湖，决心和想法是好的，但是经脉难免不通，四肢也没有那么强健有力了，要重新坐稳一把手的交椅免不了得经历一番痛楚。当然，即使欧洲人已经做了很多，世界依然需要等待美国的“拯救”。但是，美国要重获领导力的前提是先扫清理顺本国障碍，美国准备好了吗？

　　以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的双重标准衡量，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位于人均GDP在20000美元以上，而人均碳排放在15~20吨左右的“高收入、高排放”集团；而德法等欧盟国家、日本等则位于人均GDP在15000~40000美元区间、人均碳排放6~10吨左右的“高收入，低排放”集团。

　　欧盟2005年开始实施二氧化碳限制交易以来，并没有出现经济滑坡，相反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欧盟一直经济向好。欧盟在减排问题上始终循序渐进，比如前两个阶段的排放指标都是免费发放的，第三阶段才准备引进部分配额拍卖。而美国版本中关于排放总额度的分配方式，奥巴马政府决定不采用“无偿分配方式”，而是通过“额度拍卖”，将会给企业一个短暂过渡期。

　　可见，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减排代价的确可能是昂贵的。但欧盟等已经走出“高收入、低排放”的未来之路，美国通过转型完全有可能达标。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少可以从美国国内争论得到的经验是，对于气候变化之紧迫、减排压力之大和转型之难要及早做好准备。一旦博弈形势逆转，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所承受的压力也各有不同，比如印度就远小于中国，到时候发展中国家抱团谈判的能力将大大下降，加之“碳关税”种种胁迫，等到不得不行动时才排兵布阵就将陷于被动。

　　我们看待G8、哥本哈根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减排问题，不在于一口吃下一个胖子，而在于坚定和向前的行动。不能过度依赖政府，而要依靠市场推动。罗格斯大学的马丁·本泽说，“不必忧心这些标准（目前的）将可能趋于过度保守。随着内化碳成本的基本机制建立，我们可以因时制宜一直扩大这些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