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2009年中工作会议近日召开，会议提出，要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既要保经济增长，又要防通货膨胀。

　　伴随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大量流动性的释放，以及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风险开始若隐若现。

　　应该看到，中国同样面临着通胀隐忧。这是因为，在欧美国家因金融机构信用危机而被迫信贷缩水的时候，中国的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大规模向企业借钱；在全球其他国家经济尚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提前出现复苏迹象。而且，中国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更为敏感，且食品占CPI权重较高的局面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CPI、PPI还在负值徘徊，这使人们容易认为通货膨胀还在冬眠之中。不过， CPI、PPI同比数据持续为负，相当程度是因为翘尾因素，但是相邻月份的同比速度正在缩小。随着翘尾作用的逐渐消退及新涨价因素的推动，物价指数将逐渐转负为正。房市回暖、地价上升、油价翻番，证券市场连创阶段新高，都显示出投资者的通货膨胀预期逐渐确立。

　　从内部因素看，我国的食品价格已经开始高于国际价格。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6月份，我国粮食价格连续六个月实现环比上涨，累计涨幅达4.9%。粮价上涨是否真的会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不免让人多少有些担忧。同时，以往通胀中引领上涨的猪肉价格，也可能重新步入上涨通道。

　　更重要的是通胀因素很可能从外部输入，本轮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采取了大幅降息、数量型宽松等措施，带动基础货币大幅上升近1倍，广义货币供应也回升至9%，高于名义GDP增速接近10个百分点，创历史之最。这种“开着直升机撒钱”的方式，使本已黯淡的美元前景更加灰暗。中国2万余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都是美元资产，一旦美元贬值，中国或将成为未来美国债务危机的最大埋单者。

　　美元的疲软走势，推动了大宗商品一波又一波的上涨，而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在过去历次通胀周期中通常领先于CPI。近期，石油价格已经翻番，铜、铝等金属也显著上涨；农产品，如大豆、小麦和玉米也从前期低位明显回弹。中国作为大豆等农产品的进口国，国内粮价受到国际市场的直接传导，而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会提高国内的生产成本，输入型通胀风险不可小觑。

　　尽管现实的通货膨胀和预期的通货膨胀是两回事，但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看，似乎全世界都在欢呼泡沫的生成，很少有人注意到泛滥的流动性催生的泡沫，可能是下一场灾难的开始。

　　对于中国来讲，在通胀尚未形成的时候，关注可能迅速到来的通胀风险，未雨绸缪，无疑是明智之举。从货币外汇政策来看，必须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减少美国国债的购买量，大规模地增加黄金储备。增加黄金储备有多利而无一害：其一，将直接吸纳流动性过剩；其二，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价值保障，增强世人对人民币的信心；其三，可防备美国和欧元区利用中国匮乏黄金储备的弱点，利用其黄金进行货币洗牌，向中国转嫁货币危机；其四，中国向海外出口货真价实的商品，换回真实物质财富的黄金，从而使中国出口商品回归对等的价值交换，而非换回的都是没有真实内在价值，也没有真实价值抵押的纸币。

　　另外，如果未来一个阶段出现通胀，其主要表现形式将是成本推动型的，这无疑将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由于严重依赖海外铁矿石、石油等产品，这种输入型的成本推动的通胀难以避免。对中国来说，可以适当考虑多元化资产配置，减少对美元资产的依赖，转向购买更多资源类商品、锁定成本，最大程度地降低输入型通胀的影响。也可以考虑购买国外资源类公司股份，以压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胀风险，无疑需要重视通胀预期的管理，提前调控、抑制泡沫，防止货币过度宽松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规避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带来的打击。除了货币政策之外，也应从其他政策入手，充分运用财政政策、结构调整政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外围政策，来化解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膨胀的压力，辅之以汇率、利率及各种监管手段。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增长国民财富、扩大消费，为经济中长期较快平稳发展扩展空间。要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除了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之外，还要深化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并下大决心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充实社保。如果能够在全球通胀形成之初就完成中国经济的内需拉动和工业复苏，及时优化国内货币环境，必将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