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资行步入后危机时代：“子行化”监管催生额外空间

　　21世纪经济报道特派记者 师琰 伦敦报道

　　“金融危机对我们在英国的业务来讲，影响是以正面为主。”7月20日，中银(英国)执行总裁葛奇对本报记者说。

　　金融危机对西方银行业是一场至今难以脱身的劫难，不过，据本报记者近日在伦敦采访各家中资银行所了解，危机带给海外中资银行的，似乎更多是发展契机。在熬过了当年的困顿和挣扎之后，领先在伦敦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已经开始享受提早扎根的好处。

　　7月16日，招商银行伦敦办事处开业。而在招行之前，在伦敦设有分行、子行或办事处的中国银行机构实际上已有5家，包括中行、工行、交行、农行以及6月份设立子行的建行。接下来，中国银联的伦敦办事处下月就要开张，农业银行也在积极张罗将伦敦代表处升级。

　　中国银行业集体扎堆伦敦的举动，令那些关心FDI(外国直接投资)的英国官员们在这个金融危机时代倍感欣慰，以至赞不绝口。但中资银行在伦敦的生存环境与运营状况究竟如何？中资银行在英国的业务，真的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反而获得了额外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如何应对日益明晰的“子行化”金融监管趋势，包括如何处理海外并购机遇的诱惑，也给中资银行未来业务扩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

　　利差收益大增：关系客户上门

　　“金融危机导致市场流动性紧缺，提高了市场融资价格，使我们的利差收益明显增加。找上门来希望提供贷款的客户数量增加，利差幅度也加大。”葛奇说。

　　以做一笔投资级的银行贷款为例，危机前利差是50个点或稍高，几乎没可能达到100个点，现在则100多到几百个点都很常见。

　　去年9月以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中行“高效客户”数量增长相当快。包括银团贷款在内的一级市场，很多大的跨国企业，以前不大会找上门来，现在纷纷找来。

　　据葛奇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的过去一年，中国银行英国子行和分行的资产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69.92%，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122%，税后利润同比增长40%。其中，资产规模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银团贷款，该项贷款规模同比飙升209.95%。

　　零售业务领域则出现了很多中国客户从其他外国银行转入中行的趋势。

　　“并不是我们的服务或产品有优势，而是金融危机导致客户从追求更高收益变为更关心资产安全性，”葛奇对此有清醒认识，“花旗、汇丰的存款利率更有竞争性、产品更丰富，在不存在语言文化等方面障碍的情况下，中国移民和中国企业以前会倾向于选择当地银行。”

　　在伦敦金融城密布的裁员愁云下，中行员工非但没有减少，还因为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甚至“来不及做”，一年间增加了几十个人手。

　　葛奇表示，从战略来讲，中行对在英国乃至欧洲的业务发展，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支持“走出去”的企业；二是大力发展当地客户；三是支持中行集团海内外一体化发展。

　　过去九成以上客户是中国企业，现在公司业务已从结构上发生根本变化，国内走出去的企业和当地客户各占半壁江山，数量也极大增加。目前欧洲主要的大型跨国公司都是中行客户。

　　“今后一段时间要利用这个机会，成为更多大企业的关系银行，形成长期的业务关系，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葛奇说。

　　一家大的跨国公司，周围一般有十几家核心银行或者称作关系银行，以便处理企业各种融资需求，实现风险分摊。“以前中行在这方面是不沾边的，特别是欧洲的当地企业，很难把中资银行列入考虑范畴。”葛奇说。而现在情况不同，由于中资银行受危机影响较少，加上对中国投资的兴趣，以及风险分摊的内在需求，不少大公司愿意将中行作为关系银行对待，变成长期借贷关系。

　　对中资银行而言，过去公司业务就是做贷款，零售业务就是吸引存款，用存款来养贷款；成为大企业的关系银行后，这些公司本身也成了银行在当地的有力资金来源。

　　“现在参加活动，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非常感兴趣。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我们很难挤入主流社会。”5年前就从中行纽约分行调派伦敦分行担任总经理的葛奇说。

　　“子行化”：监管环境之变

　　“我们下一步就是开子行了。”在7月16日晚的伦敦办事处开业酒会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拍着伦敦投资局大中华区总裁曹杰的肩膀说。

　　招行伦敦办事处目前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一大任务就是子行先期筹备工作。

　　马蔚华在谈到招行伦敦业务发展思路时向本报记者表示，“开始只能是结算、清算、批发，主要是服务中英之间贸易；零售业务则保持在国内的优势，没必要出来。”

　　不过，一旦设立子行，招行恐怕就不得不面对受资本金限制的问题以及对零售业务的需求。据记者了解，比招行早一个多月到伦敦的建行，已经遇到了在当地拓展业务这个难以回避的掣肘。

　　按照英国金融服务局(FSA)的要求，子行单笔业务所涉金额不能超过注册资本金的25%。而较不受这一规则约束的分行模式，从FSA已经几乎不可能申请到。

　　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在当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子行化，是FSA对其进行监管的手段。英国监管当局的新设想是，一旦FSA认定某个外资银行在英国的分支机构不符合英国法律监管要求，就可能会要求将这些分支机构子行化。也就是说，不管母公司来自哪个国家，FSA都会要求其机构“子行化”。

　　对资本金比例的要求，毫无疑问会极大限制子行做更大业务的空间。而更早在伦敦落户、拥有分行、子行双牌照的银行，则可以在这两种身份之间灵活腾挪。

　　不过，葛奇也指出，这种双重身份的利润空间优势早已被压缩，从2006年起，英国监管机构已不允许外资银行利用分行的身份获得太多好处，如果是以分行的名义做业务，资本金相应短缺的部分必须按规定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税。

　　“子行化肯定是个趋势，”葛奇分析，“当地监管机构都希望能把当地外国金融机构的分支纳入其监管之下，以防在本地出现问题，现在这一要求已经不限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必须这么做，未来可能不单是在英国，在美国可能也会适用。”

　　在他看来，这样的监管趋势，对中资银行来讲，好处是可以在相同监管环境和监管力度下，与西方同业公平竞争，而这种竞争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司治理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并改变过去分行主要依靠总行来做一些中国业务的海外发展模式。

　　但子行化要求的背后，是必须实现当地资金来源多样化。一旦海外金融监管环境走向完全子行化，目前中资银行在海外的资本金障碍将变得更为急迫。解决途径之一是增加子行的资本金，但这只是解决资本充足率的问题，还不能解决资本来源多样化的问题。

　　最终的选择恐怕是，要做批发业务就必须发展零售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