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气买地、被迫借债、上市搁浅、卖地还债……过去的20个月，邹锡昌一直在反思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向外国投行伸手借钱的事，今后真的再做不得了！”邹锡昌1992年在香港创办昌盛中国集团，在北京、广州、太原等地的核心商圈开发商住物业。

　　上周末接受CBN记者专访时，终于“无债一身轻”的邹锡昌说：“今天为了见你，我从衣柜里找出了一套西装。这一年多来，今天是我第一次穿西装。”邹锡昌不穿西装，为的是励精图治，重新思考经营企业的方向。他把从外资投行借来的钱视作“慢性毒药”，称今后不能再上当。事实上，外资投行、风投资金和金融衍生品本身并无毒，邹锡昌“中毒”实为好胜心作祟。

　　慢性毒药

　　邹锡昌吞下的“慢性毒药”，是两笔巨债。

　　“最致命的一笔是2007年11月19日为支付8.34亿元竞拍款欠下的。”邹锡昌指的正是竞拍中山地王——中山广场。他回忆说，“这块地挂牌后，我就一直盯着，业内也都知道我势在必得。但在竞拍过程中，一家知名开发商还是插了一脚，跟我抬价。这块地的底价是2.3亿元。到了7亿多的时候，我想过放弃，但又心有不甘。”经过308次举牌，邹锡昌最终以8.34亿竞得了这块地，高出底价6亿多元。

　　由于公司实力不济，邹锡昌不得不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四处找钱。最终与香港苏格兰皇家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就是这两个月的时间，延误了上市的好时机，也让我背上了沉重债务。”邹锡昌向CBN记者坦言。

　　而将邹锡昌进一步推向举债度日深渊的，则是他的再一次“赌博”。2006年12月18日，昌盛中国与高盛旗下创投基金(GSSIA)签署可转换债券协议，向创投基金发行2500万美元可赎回可转换债券，利率为7%。双方约定，若昌盛中国没有在债券的年期内进行首次公开发售，创投基金可要求邹锡昌按预定的价格购买其所持全部可赎回可转换债券。另外，若昌盛中国未能在年期内偿还本金，该项可转债的利息便按每年28%计算。

　　“当时，我就想着高盛名气大，而且对上市有帮助，甚至可抬高股价，所以选择了与其合作。其实对我们来说，条件是很不对等的。”对这个带有对赌性质的协议，邹锡昌心知肚明，但为了上市，他豁出去了。

　　愿赌服输

　　2008年底，上述两笔债务到期在即，但由于上市计划的搁浅，昌盛中国陷入了财务危机。

　　当时，邹锡昌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出售中华广场的现成物业，要么放弃“中山地王”项目。最初，昌盛中国将出售中华广场物业作为较切实可行的融资方案之一——传闻称，中华广场的转让价格约为20亿元，折合楼面价为2万元/平方米。

　　直到今年6月份，邹锡昌最终以6.4亿元低价卖掉“中山地王”项目（卖给奥园地产），“用6.4亿还清了苏格兰银行的债务，高盛的债务通过贱卖公司设备以及向国内银行贷款等方式也还清了。”回望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邹锡昌为了保住“儿子”（指中华广场），几乎是倾其所有。

　　“经营企业还是要稳妥，不要超出自身能力范围去做事。”上市遭挫，虽然使昌盛中国损失惨重，甚至差点失去中华广场，但对于邹锡昌来说，未尝不是个很好的教训——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拒绝不了外国投行的诱惑，都是邹锡昌总结出来的经验。

　　现在把中华广场托付给海印集团后，邹锡昌将投入新的“3+1”项目，即武汉、天津、太原的三个住宅项目和广州市内一个6万平方米的商场项目。对于中华广场原来的管理团队，邹锡昌表示，除了部分员工将留下来配合海印集团的调整工作之外，会将其他管理人员安排到新的商场筹备工作中。

　　目前，邹锡昌没有为昌盛中国拟定更长远的发展计划。他向CBN记者坦言，自己打拼了大半辈子，天天为了赚钱奔波，做完已签好的四个项目后便打算退休了，“做些慈善或社工服务，都是香港人退休之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