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1933年生，广东省梅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曾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等职。主要业务专长：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市场学。多次参加党代表大会报告等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节点，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也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取得正确认识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今天，我们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不能忘记经济学领域的这一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讨论最为热烈、争议最大的问题，这方面发表文章最多、成果最为突出。这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1956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后，经济学界绵延五十多年研讨的第一大热点。

　　研讨得到的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一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宝库的主要贡献。

　　改革开放前,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和主张。但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破坏很大，一些经济学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严重影响理论探索

　　改革开放前可以概括为探索时期，主要是从1956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活跃，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和主张。当时常常处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破坏很大，一些经济学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严重影响理论探索，真知灼见受到压抑。

　　需要指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好景不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过去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均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无休止的口诛笔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理论的大倒退。

　　“文革”刚结束，即开始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一套“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异常活跃，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与讨论热烈展开，涌现出大批有价值的成果，并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上得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确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大体说来，第一步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第三步才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第一，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起着先导的作用。其标志性举措有：

　　1978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会公报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经济学界也迅速行动。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市举行了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主题是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会议收到论文上百篇，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观点，包括：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其内在机制。企业是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张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0年1月，蒋一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对现有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需进行改革，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总之，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按价值规律办事，是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讨论会的主调，对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起着先导的作用。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激烈争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就有一批人写文章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争论是蛮激烈的。比如，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参加起草工作的袁木同志等五人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针对近几年在经济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强调市场调节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主张提出批判。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1982年8月，胡乔木同志批转了这封信。自那以后，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论坛上出现了不少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文章，而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销声匿迹。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压不下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冲垮了上述理论框框。1983年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以其更强烈的现实背景、更充分的理论论证，重新登上中国的论坛，吸引着千百万人的注意。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多年的争论，作了总结，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三，关于“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的争论。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确立以后，经济学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探索。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应明确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化改革。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经验的丰富，而日益充实和发展。

　　需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有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取向改革表示怀疑或否定，主张从“市场取向”转为“计划取向”，调子最高的是，“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市场化”就是“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等。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也由于1990-1991年邓小平几次讲话，明确指出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这场理论争论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可以预期，随着改革攻坚的深入开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使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划时代发展。

　　从计划与市场关系研讨中得出的四点重要认识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把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计划或市场，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志，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制订各种经济发展计划，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实行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则因贬低和排斥市场的作用，窒息了经济的生机和活力，以致在和平经济竞赛中败北。事实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借助市场，才能重新活跃被指令性计划捆死了手脚的经济活动；只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需要有“看得见的手”如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来纠正市场的缺陷，以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相互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只有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振兴中华，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经济的辉煌业绩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成熟，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

　　第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也是以论述从计划主导型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迄今为止，只有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和规律性，最具有典型意义。揭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规律性，将为当代经济科学增添新的篇章，从而丰富和发展当代经济科学。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全新的理论体系，既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素材和养料，也需要经济学家的艰辛探索和理论概括，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真理被大多数人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学术研究上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是经济学家们由衷的期盼。这也是防止扼杀真理、打击坚持真理者悲剧重演的重要保证。(张卓元）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