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广州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总是充满挑战。”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紧急召回驻中国大使芮捷锐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位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有着浓厚中国情结的前外交官2007年末上任时，被认为兴许能将中澳关系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经历力拓和热比娅蹿访事件之后，人们发现，中澳关系并没有进入很多人所想象的蜜月期。

　　中国人意识到了澳大利亚政治与文化传统以及美国因素对于澳大利亚政治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陆克文也意识到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谋略。

　　力拓案引发连锁反应

　　首次将陆克文推到风口浪尖的事件，无疑是力拓案，之后的热比娅蹿访一事则是火上浇油。

　　6月初，中铝收购力拓股份失败后，陆克文随后会见了中铝方面的代表。澳大利亚媒体对此称，在这次“匆忙的会面中”，陆克文向中国人表示，“我们仍然需要你们的钱。”

　　陆克文早前还被问及“中国因收购失败是否可能采取回应”的问题，他强调这一决定完全出自力拓，而不是政府。陆克文还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认可这一事实。”

　　但力拓中国区负责人胡士泰等4名力拓职员被捕事件，彻底击碎了陆克文试图维系的“平衡策略”。他稍显迟缓的回应，既被澳大利亚反对派认为屈从于中国压力，又被中国媒体解读为“干涉他国司法”，跳不出澳大利亚传统政治窠臼。

　　“我们一直相信陆克文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有专长，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政府如同真空一般无所作为。陆克文政府并没有为澳中关系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框架。”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安德鲁•希勒指出，现任政府对华政策杂乱无章。

　　8月18日，澳大利亚政府又宣布，中国取消了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的访澳之行。美联社报道，此次取消部长级访问是中国队对澳大利亚允许热比娅蹿访的回应。随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被紧急召回国，尽管该国发言人表示大使回国只是例行事件，但中澳关系低落已不言自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汪诗明教授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澳中关系处于低谷，责任在于澳方，准确地说在于陆克文本人。工党已有十多年处于在野地位，陆克文又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所以，反对党对执政党对华政策的攻击、国内舆论的批评，对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无疑将产生重要影响。”

　　成功离不开中国因素

　　对于亚洲以及中国，陆克文很早便意识到它们对于澳大利亚未来的意义，至少从他以往的经历来看，确是如此。

　　现年51岁的陆克文外表看起来温和而平凡，《时代》周刊的记者形容他就像一名普通的小镇会计员。

　　陆克文的政治生涯相当平顺，《陆克文传》作者罗伯特•麦克林在书中称：“作为一个来自昆士兰州的奶制品农民的儿子，陆克文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随后就职外交部，并迅速升级。他为时不长的昆士兰政府内阁办公室主任的工作，为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政治经验，很快，他就置身于澳大利亚工党中占优势的右派行业。”

　　作为一名精通中文的澳大利亚人，中国和亚洲因素为陆克文最初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不少机会。在昆士兰工作期间，陆克文就已经意识到，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将对日后澳大利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随即联合澳大利亚各州，将亚洲语言学习纳入各州的教育系统。

　　“要办成这件事情，”他回忆道，“我必须先说服州长，再说服国家总理，然后是各种各样的机构和中介人，还要再搞一笔基金。”

　　然而，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陆克文更擅长于游走于国际外交舞台，在国内则有些显得疲于奔命。在某些方面，他被认为太过保守而傲慢。据他自传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透露：“陆克文在政府上下‘用带掌钉的皮靴对待所有的人’，并追求一条超保守型的政治道路。”另一名作家克莱格•麦克格里高也认为，在这样的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昆士兰政府仍然是一个俭省而小心翼翼的政府，带有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

　　1996年，陆克文初次参加议员竞选失败，决定暂别政坛，下海经商。他成立了自己的私人文化咨询顾问事务所—澳大利亚中国资讯顾问公司，在中国的各大工厂进进出出，帮助澳大利亚各大公司在中国发展生意。

　　商业领域的成功，为陆克文重新从政铺平了道路。1998年后，他在下议院议员选举中成功，以工党议员的身份进入了澳大利亚国会。随后，一路从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升至工党领袖，最终成为澳大利亚的新总理。

　　外交策略受制于国内压力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陆克文，拥有了比昆士兰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他的视野也更为宏观。

　　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灵巧地洞悉了陆克文的外交策略—“澳大利亚的‘全球先生’希望他的国家同时成为美国与中国的朋友。”

　　《陆克文传》作者罗伯特•麦克林认为，陆克文有自身的优势，他熟悉中国，同时也是美国同盟的强力支持者。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能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再好不过。

　　陆克文将出访亚洲的第一站定为中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朋友”日本；在西方国家的军队纷纷撤离阿富汗的大背景下，他宣布增兵400余人。

　　《时代》周刊称：“这位总理和美国的关系显然已非常牢固，另一方面，他是唯一能讲流利中文的西方领导人，能够和中国领导人相谈甚欢。如果，陆克文有能力同时保持和这两股超级力量的良好关系，那么他将在世界政坛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被澳大利亚国内关注的政治家。

　　但是，“祝你好运，伙计！”《时代》周刊封面的这一信息便已点明了陆克文将会遇到的阻力与挫折。

　　上任后，陆克文极力避免被套上“亲华派”帽子，以免成为反对党攻击的目标，但他的做法显得生硬。

　　4月，在伦敦20国会议期间，陆克文到英国广播公司制作节目，当他发现自己旁边就坐的是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时，他曾要求调换座位。这一小插曲很快就被媒体捕捉到了，尽管陆克文事后声称他只是想挨着英国外交部长戴维•米利班德。

　　“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傅莹是一个多么友善的人啊，他们俩之前的关系也挺好的，”一名研究中澳关系的澳大利亚专家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到了力拓一案之中，尽管陆克文一开始声明不要将此事政治化，强调此案“应该从实际考虑应对事态的发展”。然而，随着澳大利亚国内反对党的声音逐渐加强，此前态度谨慎的陆克文也发生了改变。他在悉尼举行的临时新闻发布会上发出警告说：“澳大利亚的确在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我也要提醒我们的中国朋友，中国在澳大利亚，甚至其他合作国家的经济利益，现在也处在危急关头。”

　　缺少应对国内政治压力的技巧，让陆克文政府陷入了被动境地。

　　“你应该知道政界的游戏规则。陆克文担任过驻中国的外交官，他非常重视中澳两国的关系。”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梅卓琳接受媒体采访的时指出，“反对党总是会利用各种机会批评陆克文对中国立场过于软弱，他们未必真的是为胡士泰着想，而是想通过这个办法把陆克文的长处转为他的弱点。”

　　果然如此，反对党自由党领袖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称澳中关系已经跌到了十多年来的谷底，而另一名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则称陆克文政府完全搞砸了澳中关系。

　　让人欣慰的是，近日公布的澳大利亚民调显示，陆克文低调处理胡士泰事件得到58%澳大利亚人的赞同。

　　此外，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8月21日与中国在北京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石油将从澳洲西海岸的高更（Gorgon），购买价值410亿美元的油气。这一协议也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合同。对于陷入僵局的中澳关系，这显然是一个好的兆头。

　　中澳远未达到“经热政冷”

　　唐小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汪诗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时代周报：相对于之前的澳大利亚政府，陆克文政府对华政策有哪些调整？

　　唐：陆克文上台后，一直试图采取与其前任霍华德不同的外交政策，决心以首创精神开创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在于，陆克文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在美国和亚洲大国中国之间谋求平衡，即在坚持澳美同盟框架的基础上谋求外交行动的“独立性”，一方面不断向美国示好，声称继续忠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政治传统；另一方面，强调中国是澳大利亚“伟大的朋友和伙伴”，声称自己是中国事务通，对中国有感情。

　　陆克文有别于霍华德

　　他上台后积极主动与中国领导人互动，呼吁在气候变暖等事务上与中国合作，率先提议中澳之间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建立一个政府对政府级别的委员会；并号召澳大利亚人民学习中文，像他一样成为中国通等，总之，陆克文上台后，为了推行其创新版的平衡外交，试图把“依赖澳美同盟关系”与“向中国积极靠拢”的思维结合起来，创建所谓的“要引领前行，不尾随于后”的澳大利亚新外交模式。

　　汪：应该说，自1972年澳中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发生大的调整。加强政治对话、发展双边经贸合作、推进文化交流等一直是双边关系中的主旋律。

　　但政党外交政策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与前任霍华德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奉行经贸合作与政治关系平衡相比，陆克文的对华政策却以经贸合作为契机，宣扬西方价值观念。

　　美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朋友，澳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全方位的，但主要体现在政治和防务方面。澳中战略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经贸合作领域。陆克文上台后，希望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

　　时代周报：从地缘角度来说，澳大利亚身处亚太，“脱欧入亚”一直是澳大利亚努力的方向，陆克文政府在这方面有哪些突破？

　　唐：陆克文认为霍华德在执政期间定位的亚洲政策与工党的“全面融入”不同，要做到真正的平衡，必须将外交重点转向亚洲。2008年6月4日，陆克文提议在2020年前成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亚太联盟”，吸收澳大利亚、日本、美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参加。他认为，这样一个“亚太联盟”的成立，有助于推动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为加强反恐、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一个重要平台。

　　汪：“脱欧入亚”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外交一直努力的方向。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就是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新理念之一。为落实这一外交原则，陆克文提出了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的概念。但受制于多方面原因，这一设想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在经贸方面相互依存，但这并不等于说澳大利亚已经融入亚洲。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障碍很多，不仅有澳大利亚方面的，也有亚洲方面的；不仅有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也有防务层面的。但比较起来看，“文化融合与认同”是澳大利亚能否真正融入亚洲的关键所在。陆克文政府曾多次强调学习亚洲语言的重要性，但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并不多。

　　时代周报：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压力对陆克文外交政策（以及对华政策）影响如何？在反对党一再进逼的情况下，他会不会提前大选？

　　唐：我认为，是否提前选举，要看最近几天事态的发展。澳大利亚政府正采取积极的举措，期望弥补损失，当然，如果外交效果不佳，那么反对党的压力会接踵而至，但目前还不至于到要求大选的程度，目前澳中关系的碰撞是一种临时性的现象。

　　汪：鉴于外交对澳大利亚的内政尤其是大选影响不大，我个人认为，陆克文政府为摆脱这种外交上的窘境而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不大。

　　“经热政冷”只是假象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与澳大利亚是否出现了“经热，政冷”的局面？

　　唐：我认为，目前澳中关系还不至于是“经济热，政治冷”的局面，应该说是一次紧急外交事故，是陆克文政府在错误的时候做了几件错误的事情，不是刻意对抗中国。只要中美关系没有出问题，澳中之间的“经济热，政治冷”局面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实上，有资格与中国制造“经济热，政治冷”局面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不具备此资质。

　　汪：表面上看，当前的澳中关系似乎是“经济热、政治冷”，但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各国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之后，外交无疑是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手段。换言之，经济合作是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澳中经济互补性很强，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近期，澳中两国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缓和双边关系的措施，这就很能说明问题。